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金融市场监管制度不断完善,人民生活物质生活得到显著提升,经济水平和家庭居民安全感指数联系越来越紧密,人们对于居民家庭安全感这个话题越来越重视,对于安全感的追求越来越强烈。虽然我国的金融发展水平相对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随着我国金融经济的发展使得广大家庭居民参与到金融市场中去,金融与家庭居民安全感指数的联系日益密切。本文把家庭金融资产与居民主观安全感联系起来,运用西南财经大学家庭金融资产调查中心（CHFS）2017年的数据,使用probit模型进行检验回归,研究我国家庭金融资产在不同情况下对于居民主观安全感的影响,得出以下主要实证结论并进行原因探讨,在此基础上对更好利用金融产品提升居民安全感提出了相关建议。第一,考虑是否配置金融资产,研究发现配置金融资产对安全感提升总体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二,考虑金融资产风险异质性,研究发现不同风险程度的资产对安全感存在不同影响。高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对于居民主观安全感有显著负向影响,低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对于居民主观安全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具体的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研究中,发现不同金融资产对安全感的影响并不一致。第三,考虑配置金融资产与否对安全感的异质性分析,得出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配置金融资产更显著;金融资产风险程度在城乡、学历、收入水平不同时,也对安全感产生不同影响,具体表现为城镇、低学历和低收入居民的安全感抑制性更强,城市家庭比农村家庭配置金融资产在风险程度下对安全感有显著的反向影响。本文采用衍生变量和对照2015年份的数据进行比较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得出结论均稳健。本文也分析了控制变量的影响,其中年龄、社保等社会变量对于居民主观安全感的影响呈现“U”型结构特征,即年龄对于居民主观安全感的影响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还包括党员、结婚、健康、家庭性收入、金融资产、社会保障等都对居民主观安全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受教育年限、负债等均对家庭居民主观安全感有负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