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中,儒释道三教共构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结构。其中道教的处境与属性颇为值得玩味,它既希望进入这一文化圈的中心,有时却自觉地居于边缘。边缘不仅指主流文化的边缘,亦有地理、时间、心理等因素上的边缘。与之相应的是道教自身也呈现出繁多的信仰形态,以至于道教的外延亦难以把握。史家大抵用“杂多”等论之,道教的多端同样具有在中国文化中边缘与归属的不同方向。这种现象显示出了道教群体的流动性,而群体运动的主要机制在于认同,包括群体内个体的认同、群体自身的认同以及对其他群体的认同,除自认之外还有他认。因此以社会认同为主要路径进入道教的宏观研究具有一定的解释可能。面对纷杂的头绪,通过历史文献等素材分析道教内群过程与群际过程,能够梳理道教自身的认同层级,及其呈现出多样认同方向的现象并分析原因。在研究过程中,认同理论本身亦能够得到相应的检验与修正,如“身份”与“认同”在汉语语境下应当具有更为细致的分别,“边缘”一词亦需要界定。无论边缘抑或归属,于文中都不具有伦理倾向,仅仅表达了道教文化认同的样态。并不算强势的道教能够绵延流传几千载,内涵了中国的文化体系具有对道教的需求,道教所具有的多样认同亦为此种需求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满足。尤其边缘属性具有更为明显的特征,与道教自我意识的产生并进,尤其表现在与神祠血祀的自觉区分之上。而且边缘的处境也与我国的一些少数民族产生了共鸣,从而更易于接受道教信仰。道教的边缘性并非离去,而是塑造了归属的形态,因此各民族通过对道教的认同进而达到了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中国文化内生出的道教自然有着归属的基因,在文化史的演进中,中国文化成为了道教生根的土壤与活动的舞台。道教的文化归属主要表现在对传统宗教神灵与儒家伦理观念的接纳,以及对民间社会的贡献。佛教等外来宗教的传入与发展成为了道教明确自身归属的重要刺激因素。边缘与归属二者方向相对,但并不意味着道教的无法聚合,如同《易经》中的阴阳二爻一对矛盾范畴,但可以相互和合成为一卦,道教亦认同的不同方向之中既有张力亦存在合力。边缘所着重的个体性和自由精神恰为道教自觉像文化中心靠拢提供了先决条件,而文化的归属不但没有让道教失去边缘的属性,而且丰富了其内在信仰形态。道教的身份与认同并非一元,本就具有多元共构的状态,道教作为一个统名,自身具有足够的融摄能力包容各个方向的认同。在松散的认同中间亦有道教共同体形成的核心所在,那就是超越现世束缚,向往永恒自由的生命,这是道教认同中的最高且最重要的层次,且正主体文化形态所缺少的(所谓内在超越并没有如此意味),因此更接近边缘。但是位于主流群体中的部分个体依然可以接纳道教的这一追求,体现了道教在中国文化之中并非泾渭分明的存在,而是与其他的文化共同体相互融贯。中国文化是孕育道教的土壤,道教从中开枝散叶,在一定程度上,道教的生长表达为不断扎根并滋养这片文化土壤,并在文化史的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塑造。它在宗教形态上逐渐融入中国主流文化与社会之中,却没有失去认同中的边缘特性,在当代语境下亦有成为世界性宗教的可能。然而出生的血缘、地缘等只是认同的因素之一,而非全部,出生在某家庭或地区并不意味着一定认同自己的家庭、社区、文化等。宗教或文化群体亦如此,道教生于中国,但它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的认同程度则需要具体的社会心理分析。因此,道教所显示出的多样性的外在表现为边缘与归属的不同面向,内在则有着认同机制下的深层逻辑。以认同理论展开,可以对“道教是什么”之问提供在经验层面上的些许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