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是人人都在谈的社会问题，但由于对特定时空条件下“腐败”定义的理解缺乏相对统一而明确的认识，从而导致了理论研究与业务实践中面临的很多深层次问题。具体到刑法领域，作为惩治“腐败”最后且最有力的手段，“腐败”的刑法防治常常被人提及，可相关研究往往集中于广义刑法学的层面，即主要集中于犯罪学研究，偶有刑事实体法的研究也都往往关注分则中所谓的具体“腐败”犯罪。而这种对于“当今中国”这个特定时空条件下“腐败”本质与含义问题的刑事实体法角度的一般性研究就显得相对薄弱。由此，本文通过分析总结当今中国“腐败”的定义，试图从刑事实体法的角度对于当今“腐败”原本意义进行总体上的解读，以期填补这一刑法理论研究的空白。本文共由以下四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为基于刑法视角研究“腐败”定义的几个前提问题。通过这一部分的论述，笔者通过分析“腐败”本身的属性，结合刑法研究的特点，从而明确“腐败”刑法研究的价值所在。在此基础上，通过明晰基于刑法视角研究“腐败”问题的可行性。但是，由于“腐败”本身作为一个概念所具有的刑法“异己”性，导致了在研究这个问题时，不能使用通常的解释研究范式，笔者通过分析哲学中解释学的相关概念，提出了刑法对“腐败”问题的“解读”研究范式。 第二部分笔者主要关注的是“腐败”作为一个概念本身的定义研究问题。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我们首先需要面对的就是“腐败”是否存在原意的问题。笔者认为，只有在预设特定时空的条件下，对于某个概念的原意研究才有意义。通过对比分析中国和美国两个具有代表性的“腐败”案例，找出滋生腐败的一般性条件，并由此引出学界针对“腐败”概念不同的论说。笔者将这些观点用其所包含的变量个数加以分类，划分为单变量定义 86<WP=94>模式和多变量定义模式。通过对其具体论说和争议焦点加以分析，笔者总结了既有观点的优长，为下一步的论述作了铺垫。 第三部分笔者对“当今中国”这个特定时空条件下的“腐败”原意加以分析。在对比分析既有相关研究成果之后，笔者提出，对于当今中国“腐败”定义的研究，应当采取“单项逆行决定模式”的研究范式。即从社会公众的意见出发，并不过多关注行为主体的行为目的本身，仅仅对于该行为的性质加以研究，而不考虑其数量性特征。最终提出当今中国的“腐败”应当被界定为被社会公众所普遍谴责的公权力代理非过失示范行为及其随附情状。而其构成要素则可具体化为如下几点，首先就是“腐败”是一种行为与状态的伴生形态；其次，“腐败”是一种公众意志对于公权力行使的评价；最终，这种对于“腐败”的价值评判导致了一个其性质为“恶”的结论。 第四部分作为本文的核心部分主要关注了本文的命题，即当今中国“腐败”的刑法解读问题。在明确了当今中国“腐败”的认知模式以及相关结论之后，我们的任务就将刑法和“腐败”定义设定在解读这一认知模式之中加以研究。按照刑法典的设定模式，笔者分别将刑法总则、刑法分则以及相关法律文件与“腐败”分别列置，加以解读。在总则部分，通过明晰“腐败”、“腐败行为”与“腐败犯罪”这三个概念，通过刑法总则部分对于犯罪成立要件等因素的分析，对刑法中的“腐败”定义加以解读。提出，刑法中的“腐败”并不包含原本意义上“腐败”的随附情状，仅仅包括具体行为。在刑罚设定部分，通过分析刑罚设定目的与“腐败”犯罪特性。由于“腐败”犯罪特殊再犯可能性的极度微弱，在刑罚设定时对此不应过分重视，而主要应集中于惩罚目的。在刑罚分论部分，通过解读“公权力代理”、职务犯罪等一些刑法分则中与“腐败”相关概念，对总则部分的研究进一步加以深化和明确。 笔者针对刑法分则的具体犯罪，对“腐 87<WP=95>败犯罪”的类型加以具体区分。 刑法是最严厉也是最后的对抗“腐败”的手段。但究竟刑法可以用来制衡哪些具体“腐败”犯罪，还有哪些“腐败”行为应该但还没有上升为“腐败”犯罪？这种抗制是否适当，是否有效？原本试图尽量缩小视线的范围，基由刑法的视角对于“腐败”进行上述研究，希望能得出一个较有说服力的结论。 整体而言，笔者认为自己所运用的逻辑推理模式是能够成立，但结果却的确不能让笔者满意，毕竟并没有得出一个和预期相当的圆满结论。这都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