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东南大学开始筹建,在校长郭秉文的苦心经营之下,东南大学得以在短时间内一跃成为与北京大学齐名的著名学府。东南大学的前身南京高师时期,即在校长李瑞清、江谦以及柳诒徵等人的影响下形成了诚朴求实,重学术研究而轻创作的学风,这与北京大学形成鲜明对比。20年代初,东南大学扩建,广收人才之际,吴宓、梅光迪等人的到来促成了“学衡派”的形成,作为一个文化团体,他们与北京的新文化派卓然对立。东南大学的兴盛带来了学术思想的繁荣,柳诒徵等人也正是借此时机,走向了中国学术舞台的中心,并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文主要考察柳诒徵在1921至1925年间的活动轨迹。除绪论、结语之外,正文部分共分四章。绪论部分,对于本文的选题缘起与意义作了说明,回顾了三十年来柳诒徵研究取得的主要成果以及尚待拓展的空间,介绍了本文写作过程中史料的运用和学术创新。鉴于目前全面的柳诒徵传记研究的缺失,第一章运用相关史料对柳诒徵的生平事略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第二章首先论述东南大学的兴起和东大校风的形成。东南大学的扩建为“学衡派”的出现提供了舞台。恰于此时,梅光迪、吴宓、胡先骕、柳诒徵等人基于共同的文化立场,创办《学衡》杂志,与新文化派就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等方面展开论争。接着论述了《学衡》的创办及维持过程中柳诒徵发挥的重要作用,认为对《学衡》来说,柳诒徵不仅发稿数量独居其首,而且是学衡派“昌明国粹”的主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柳诒徵与吴宓同等重要。第三章是关于柳诒徵与《史地学报》的关系。首先介绍了《史地学报》出版的概况,其次论述柳诒徵在史地学报派中的地位与影响——柳诒徵可说是史地学报派的精神导师。他不仅指导学生进行系统的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面对北大顾颉刚、胡适等人的“疑古”论调,出于一个学者的学术操守,他与学生刘掞藜等一道,撰文对学术界存在的盲目“疑古”的学术风气进行批评。但柳诒徵的“信古”并非一味的隆中抑西,他只是针对极端的“疑古”而发,其目的就是让学术界能够心平气和的对待传统文化。第四章探究柳诒徵在东南大学易长风潮中的立场。首先对东南大学易长风潮的经过进行了梳理。其次根据相关当事人的回忆以及报刊对于事件的报道,分析易长风潮发生的原因,认为国民党“党化教育”主张下的幕后操纵实是主要原因,而东南大学内部复杂的人事纠葛则是易长风潮发生的导火索。柳诒徵之所以令人意外的成了“倒郭派”的主要人物之一,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也不是为了配合国民党的主张,而纯粹是出于一个学者的公心,他不愿看到学校卷入政治,主张学校民主决策内部事务,他的初衷只是为了让东南大学发展得更好,但最终却身不由己的成了国民党“党化教育”的牺牲品。结语部分对本文的内容进行了总结,并着重分析了柳诒徵的文化观,通过对新旧双方论争的背景、柳诒徵的文化立场两方面的论述,最终认为柳诒徵并非文化保守主义者。他并不反对新文化,认为如果新文化适合中国则乐见其成,他反对的只是新文化运动中过度污蔑传统的学术风气,主张“既吸收西方文化,同时亦不忘本民族的立场”。因此,把柳诒徵定义为一个“文化理性主义者”更为恰当。最后对于柳诒徵在1921-1925年问的活动轨迹进行了承前启后的联系。柳诒徵“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文化观的形成,与他接受的传统教育和成长环境息息相关。同时,这段在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学术经历,也影响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离开东南大学以后,柳诒徵担任了十余年的江苏省国学图书馆馆长职务,为了保存中华古籍,他借助各方力量到处征集珍贵图书。抗战爆发后,他又为了转移图书到处奔波,为了中华文化的薪火相传鞠躬尽瘁。透过柳诒徵这个时期的活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竭尽全力的历史学者,一个“文化革命”激进派的温和矫正者。与新文化派相比,可以说柳诒徵是一个文化理性主义者。这就是本文最终要呈现的柳诒徵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