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贺直哉(1883—1971)是日本近代著名作家,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作为进步文学团体白桦派的杰出代表,志贺的文学作品体现出了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由于其人生阅历和时代思潮等因素,使志贺的人道主义精神中既有以反抗神权、父权,满足自身欲求为基础的“个人本位”一面,又有同情弱者,反对战争的现实关怀一面。本文立足于日文原著,以人道主义精神为切入点,力求探明志贺直哉自我意识形成的原因与过程,全面把握其人道主义精神的特质,从而揭示志贺直哉的精神世界和人道主义精神这一西方思潮在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中所产生的共鸣。本论文共分三章。第一章对志贺直哉自我意识的确立过程予以揭示。志贺倡导的以“个人本位”为基础的人道主义,是他在反抗神权与父权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志贺虽然出身于日本上流社会,但却不甘墨守成规,过“人云亦云”的生活。为了探求新的精神世界,他将目光投向了打开国门后大量涌入日本的西方文化,并希望能从当时流行于明治社会的基督教那里获得答案。在七年的教徒生涯中,虽然基督教的平等、博爱思想给予他深刻的启迪,但禁欲教义对自然人性的束缚也引起了志贺的不解与憎恶。通过自身灵与肉痛苦挣扎的经历,他感受到了禁欲教义的残忍和虚伪,认识到了人性解放的重要性。对以禁欲主义为代表的神权的反抗成了志贺脱离基督教的原因,也成为他踏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契机,并建构了他的以“个人本位”为基础的人道主义精神的雏形。青年时代的志贺在承受禁欲教义折磨的同时,还因为与父亲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苦恼不堪。自幼与祖父母在一起生活的经历使他和父亲的感情十分疏远,而父亲思想中浓厚的封建意识、专横的持家方式和对志贺文学事业的百般阻挠又使父子间的隔阂愈加深化。渴望个性自由的志贺将自己对专制父权的不满倾吐于笔端,并在外来文化的启发和观照下,敏锐地发现了封建父权和整个封建制度的血脉联系,用文本中的“弑父”、“渎父”情节对父辈压抑子辈的个性发展,旧的意识形态扼杀新生事物的现象进行了揭露与批判。围绕父子冲突的沉重话题,志贺以文学为思考的武器,在审视、反抗父权文化的过程中进一步确立了“个人本位”的思想并使自我意识的发展达到了高峰。第二章对志贺直哉人道主义精神中的弱者关怀加以论述和剖析。志贺的人道主义精神中既有“个人本位”思想,又能够由己及人,由衷地同情那些没有人格尊严,毫无社会地位,倍受压迫的弱势群体。受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志贺就曾一度将自己作品中的主人公锁定为普通劳动者与底层民众,用富有正义感的笔触描绘他们拮据的生活状态和在不公正的社会氛围中所经受的苦难。在志贺关注的对象中还包括许多倍受欺凌的女性。通过对生母与继母及周边女性的观察,志贺感知到了处于男权世界包围中的女性那无法言说的痛苦,并将对她们的同情与怜惜注入到自己的文学创作里。在他的笔下,有在夫权压制下忍辱吞声的传统女性,也有不甘被男权文化玩弄,努力在家庭生活中寻求尊重、理解,初步具备了觉醒意识的女性,还有凭借自身的高贵品质,使男性相形见绌的女性。这些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凸显了志贺人道主义精神中的弱者关怀思想。第三章对志贺直哉文学创作中的反战精神进行探究。志贺是一个坚定的反战主义者。在那个战事不断,动荡混乱的时代里,他既没有在举国狂热的日俄战争、一战中迷失本性,也没有屈从于二战时期法西斯政府的残酷打压而违心创作“报国文学”。这使他在众多的日本近代作家中显得卓尔不凡。志贺之所以能够保持这种可贵的气节,得益于早年内村鉴三反战论的教诲,得益于白桦同仁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促进,也与亲人在日俄战争中的遭遇密切相关。志贺的叔父直方在日俄战争中负伤残疾,这让志贺对战争的残酷性有了真切的感性认识。而叔父走下战场后依旧支持日本侵略扩张政策的顽固态度,又使他对军国主义的愚民政策和民众的盲目信从有了深刻的体会。志贺将自己对战争的思考书写在反战文本中。他以直方的经历为蓝本,描绘血淋淋的战争场面;他批判义务兵役制,为读者展现法西斯军队残忍、野蛮的本质;他甚至大胆地揭露以天皇为首的军国主义政府发动战争、愚弄民众的罪恶企图,高喊“推翻天皇制”。在言论压制最为严厉的二战期间,志贺面对日本文学集体堕落的严酷现实,仍然坚守节操,宁肯“文士废业”,也不做为军国主义摇旗呐喊的帮凶。日本战败后,志贺从沉闷闭塞的空气中解放了出来,重新执笔,在惩治战犯、反思战争责任、生还士兵教育等多方面发表了时评,体现了一个文坛耆宿和和平主义者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总之,个性主义、仁爱精神和反战精神三者的有机统一构成了志贺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特色。他对人的解放的追求、对社会公正的企盼和对战争的控诉,至今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与认识价值,也形成了志贺文学区别于其他日本近代作家的重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