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至1973年间，美国中东战略历经肯尼迪、约翰逊及尼克松三届政府，从艾森豪威尔执政末期的对阿以不偏不倚的立场逐渐转变成全力在中东问题上支持和偏袒以色列的战略。美以“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源自肯尼迪时期，在约翰逊时期逐渐形成并得到发展，最终成熟于尼克松时期，这种特殊关系也是美国此后历届政府中东战略的重点。　　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三任总统从个人感情上都同情犹太人在二战中的遭遇，可以说对以色列都存在天然的好感。其中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在制定美国中东战略时都受到了国内犹太人及犹太院外集团的影响。虽然尼克松总统没有受犹太院外集团的影响，但是由于对美国中东战略的继承和发展，所以对美以特殊关系的看法与肯尼迪和约翰逊没有什么两样。在这种特殊情感的的渲染下，美国在1961-1973的12年里，中东战略不同时期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亲以立场不变。肯尼迪总统执政初期，其中东战略的目标是对阿以采取公正的态度，以利于美国与苏联在中东的争夺，但是在中东特殊地区局势与阿以复杂关系下，美国的中东战略不得不逐渐转变成现实主义的对以色列的全力支持，正是肯尼迪总统任内美国中东战略的这个转变促成了美以今后几十年的“特殊战略伙伴关系”，这种关系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约翰逊总统对以色列的支持和援助较之肯尼迪总统有过之无不及，在他执政时期，出于美苏中东争夺的战略安排及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仇视，美国政府、国会及国务院一边倒的在中东问题上站在以色列一边，使以色列真正成为了美国在中东遏制苏联渗透，打击亲苏阿拉伯政权的“战略支撑点”，约翰逊时期以色列在中东的战略地位凸显。尼克松总统执政时的国际格局是美苏争霸几十年对美国最不利的时期，两国战略态势也从“美攻苏守”转变成“苏攻美守”，这个战略态势的变化是由于美国深陷越南战争，国力下降，同时苏联实力上升的结果。在中东与苏联的争夺中，尼克松总统却取得了完胜，美国此时一方面全力支持以色列，另一方面主动改善了与阿拉伯诸国的关系，从而使中东的战略态势完全倒向美国，特别在“赎罪日战争”结束后，阿以双方在战略上都成为了美国在此地的盟友，美国开始主导中东和平进程，中东地区的核心问题也从埃及、叙利亚等国与以色列的战争转变成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有关领土、主权及难民等问题。苏联势力被排挤出中东对于美国全面主导中东地区局势，改造中东的阿拉伯国家，实现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事件”下台后，美国的中东战略继续按照尼克松和基辛格规划的模式执行。美国在中东的战略任务也由美苏争霸转变成主导阿以和谈。在“赎罪日战争”期间，美国就开始在阿以停火谈判中以调停者身份出现，联合国242号和338号决议、日内瓦和会、戴维营协议以及埃以合约的签订基本上都是在美国的策划下达成的。冷战结束后，马德里和会的召开标志着中东和平进程全面启动，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奥斯陆协议、约旦-以色列合约的签订都是美国自1961-1973年中东战略延续的结果。美国的中东战略是其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和平进程也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部分，美国的中东战略依据不同时期美国全球战略的变化而变化，前者始终服务于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