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学是从性别角度对文学做出的形态区分，其存在的合理性取决于它与男性文本不同的异质特征，这一特征的核心内容就是女性久遭压抑的欲望经验。长期以来，女性作为一个边缘弱势群潜藏在历史地表下，她所有的感觉体验都是经他人代言，女性主体意识常遭到歪曲、压制甚至抹煞，只有出自女性并且面向女性的写作才能较深入地接近女性本体，从这个意义上讲，女性写作既是对自身生命的拯救，又是对不合理男权社会的批判。因此，严格意义上的女性文学应该是女性写作主体对其性别经验的真实表述，这一表述因指向男性主流中心所遮蔽的潜意识领域而具备一定的启蒙色彩。本文提及的20世纪90年代女性小说就是指这个意义范畴内的文本。 考察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总体，会发现女性的社会角色意识一，直都大于性别意识，只有到了90年代，文学女性才真正作为“女性”自身开始觉醒，她们鲜明的性别立场、多样化的主体地位宣告了男权意识形态主宰神话的破灭。美国女权主义批评家伊莱恩·肖瓦尔特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中根据女性意识的变化总结出妇女文学经历的三个阶段：对男权主导文化模仿的女子气阶段；反对男权文学标准和价值的女性主义阶段；从对抗和附属状态中解脱出来进入自主意识的妇女阶段。90年代的女性小说创作整体上趋向于第二个阶段，反叛和消解的“主义”态势异常突出。 这种主义态势具体指向文化的三个层面——历史、欲望和语言，历史指外部的经验现实，欲望是人的主观意志和愿望追求，语言即话语实践，三者由表及里，在性别之镜的穿透下，均呈现出大致相仿的表象特征：男性是历史、欲望和语言的主宰。与五四时期、八十年代女性创作明显不同的是，90年代的女作家以丰富的文本实践对这一传统性别偏见进行了强力纠正，彻底扭转了男主女客男优女劣的单一模式，表现出与男权文化对垒的决绝姿态，一场激烈的性别之战不可避免。 为表现这样的主题意图，90年代的女作家们分别采取了纪实与虚构、有机与无机的文本结构和叙事策略，不同程度地传达出反叛男权文化的性别理念。与此同时，这些修辞形式又具有生成内容的附加意义，虚构手段的有限性和假想特征、无机叙事的游戏状态均折射出文学女性艰难的生存境遇，预示了女性主体要实现自身解放，任重而道远。这也是中国女性独特的经验现实，和西方女权主义相比，她们似乎“主义”得并不彻底。由于脱胎于几千年封建旧文化，传统男尊女卑的思想不可能一下子根除，而且深受封建家长制残害的不仅仅是她们，还有一部分男性同盟。这些传统文化因子使90年代的知识女性在宣扬性别主义的同时，也不忘反省自身弱点；在颂赞女性走出家庭牢笼的同时，也不忘描写她们的疲惫困倦和回家不得的无奈；在固守姐妹之邦的同时，也不放弃与男性的携手，这与其说是对“女性主义”原初理想的背离，还不如说是中国女性敢于正视自身矛盾困境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对90年代女性小说主题和修辞的多侧面观照也有助于修正那些削足适履套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资源的批评实践。 男权意识形态顽固的生命力和它内在有效的调解机制使其能随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女性跟男性历史的糊涂帐还没算清，现实的陷阱又早已为她们铺好，女性生存充满了飞蛾扑火的悲壮色彩，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绝境体验。20世纪90年代的女作家们勇敢、智性地完成了她们的使命，为我们留下了女性奋斗史上最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