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金融改革的深入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尤其是2006、2007年股票市场的价涨量增，国内许多学者敏锐地发现中国出现了金融脱媒的迹象。但对中国金融脱媒的研究目前还仅限于对现象的简单描述以及对应对之策的讨论。中国是否出现了金融脱媒?中国的金融脱媒程度有多深?如果中国出现了金融脱媒，那么这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还是一种长期的趋势?如果这是一种长期的趋势，那么这会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执行效果以及经济运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金融脱媒是金融结构变化的重要指示器，回答上述问题对于准确掌握中国金融结构变化和趋势以及正确制订和调整货币政策从而稳定宏观经济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希望对中国金融脱媒进行系统研究并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在国内外文献中，对金融脱媒的定义并不一致。为了避免概念的模糊，本文一开始就明确了金融脱媒的定义，把资金绕过“媒”而直接在资金盈余者和资金需求者之间直接调剂并产生资产负债关系的现象称为金融脱媒。本文不仅想观察我国银行部门在全社会资金融通中地位的变化，而且关心我国非银行金融机构这方面功能的发挥，因此定义中的“媒”包括银行和金融部门两个层次。同时，考虑到“媒”的资产方和负债方并不一定同时发生金融脱媒，本文又把金融脱媒细分为资产方的脱媒和负债方的脱媒。一言概之，本文的金融脱媒包括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媒”，包括银行部门和金融部门两个层次；第二个维度则包括“媒”的资产和负债两个方面。　　 已有文献中对金融脱媒的产生、作用机理和发展趋势的讨论缺少理论支持。本文尝试以金融中介理论发展为脉络，利用金融中介理论中各观点的互补性，为全面理解金融脱媒寻求理论基础。此外，本文还以一个四部门宏观模型为基础对银行层次的金融脱媒进行了诠释。该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完善，银行的资产方和负债方都将出现金融脱媒并导致产出的增加，但银行可以通过提高获取企业信息的技术水平，降低授信门槛，扩大授信范围，缓解银行资产方的金融脱媒。　　 国际经验表明，金融脱媒的出现通常是在新的政策环境下产生。中国的改革开放、金融改革无疑是巨大的政策变化，并可能成为金融脱媒出现的动因。因此，本文以1991-2007年间中国金融资产结构演进为基础研究了中国金融脱媒的发生环境并为下文对中国金融脱媒指标的测度提供了数据基础。　　 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金融脱媒的度量以及与同时期美国、日本金融脱媒测度结果的比较表明：美国仅在银行层次存在金融脱媒，而在金融部门层次则出现了金融再中介化现象；日本只有金融部门的负债方没有出现明显的金融脱媒；而中国无论从哪个角度度量都出现了明显的金融脱媒并且银行在资金融通中的重要性远远高于美、日两国，但银行对住户部门贷款的增加减缓了我国银行资产方的金融脱媒。银行层次和金融部门层次金融脱媒的差异说明，非银行金融机构在美国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已经展现；日本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作用仅在提供新的投资工具上得以体现；我国非银行金融机构在经济中的重要性还未表现出来。以MS-AR模型为基础，本文对中国金融脱媒指标的进一步解读则表明：中国金融脱媒的趋势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将持续下去；但像2006、2007年那样的高速金融脱媒只是暂时的；未来一段时间内平稳的金融脱媒将是常态。　　 鉴于目前我国金融部门整体的资产负债结构还是由其核心次部门--银行部门主导，因此，本文集中讨论了银行层次的金融脱媒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国外文献研究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使用无约束VA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而很少从理论上进行分析；本文以货币政策传导理论为基础，从理论上分析了银行层次的金融脱媒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带来的影响。此外，本文还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变化，对我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了分析和判断。最后本文还以扩展的IS方程和MS-VAR模型为基础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银行层次的金融脱媒有利于疏通和拓展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目前我国金融部门层次的金融脱媒主要由银行层次的金融脱媒导致，因此这一实证结论也意味着，经济中直接融资比例的上升有利于疏通和拓展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