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运行的正当性基础,对认罪认罚自愿性的保障不仅是该制度实现公正价值的要求,也是防范错案的重要途径。认罪认罚的自愿性通常是从认罪“自愿”和认罚“自愿”两个层面来认识的,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客观判断标准主要依赖证据所建构的法律事实而定,它是被控诉人对控诉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提出的量刑建议的有效回应和承认;而主观性判断标准则是从诉讼机关的权利告知和被追诉人的自愿退赔两个角度来衡量。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从试点到正式纳入《刑事诉讼法》以来,一直在不断的完善和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诸多问题,譬如被追诉人知悉权受限、值班律师法律帮助不充分、法院自愿性审查形式化和被追诉人的反悔权行使困难等问题。为了妥善解决这些难题,本文借鉴了域外成熟的认罪协商经验,学习了德国认罪协商程序、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和意大利式辩诉交易程序中自愿性保障的特色,探求出这些域外国家在保障被追诉人自愿性的有益做法,例如,域外国家重视法院审查被追诉人的自愿性、鼓励律师提供有效帮助及健全被追诉人知悉权等做法都对我国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存在着参考价值。立足于当下中国的司法实际情况,落实被追诉人的自愿性保障措施,首先,应在制度上,加强对被追诉人权利的保障。被追诉人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相对弱势的一方,应当赋予其知悉权和反悔权,以协调控辩双方的抗衡能力。其次,引导值班律师有效参与认罪从宽程序,完善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所需的权利,增加值班律师与检察机关量刑协商的“筹码”,突出值班律师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对被追诉人的帮助实效。最后,积极协调法检关系,破解实践中量刑建议“一般应当听取”的“一刀切”怪象,务必坚持“以审判为中心”,构建新时代良性法检联动机制,以加强法院自愿性审查的效果。除此之外,有必要建立有效的反悔救济机制,以实现人权保障、司法公正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