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刑法原则考论——以《唐律疏议》为中心，主要讨论唐代刑法原则的形成、发展和变化。对唐代刑法原则的研究以《唐律疏议》为主要依据，其他律、令、格、式为补充。唐代刑法原则既协调、又完整，各原则既有总则性规范、又有分则性具体规定，各原则之间各自对立、又相互联系。同时，唐代刑法原则具有历史继承性与创新性并存、一致性与矛盾性并存的双重品格。　　 重刑原则主要指唐代律典之严刑峻罚的制度与思想，集中体现在“十恶”犯罪中。　　 以“十恶”为中心的重刑原则主要是针对同时期、同一性质其他犯罪而言，是一种横向比较。在结构安排中，“十恶”犯罪列在众罪之首。在量刑上，“十恶”之重刑表现在：　　 不适用减刑、罪不分首从、缘坐亲属、误犯处死刑、不为害者也处罚、言辞归罪、预谋犯与实行犯量刑相等、起刑点低、扩大刑法调整的范围等方面。同时，入“十恶”各罪之间也轻重不等，体现了“尊尊”为主、“亲亲”为辅。从纵向比较，唐代规定“十恶”　　 之罪刑与前代相比处罚较轻，体现在罪名进一步细分、量刑减轻以及缩小缘坐的亲属范围。此外，对“十恶”犯罪处重刑，但在执行中未必重罚，这主要源于立法的特殊规定和执法中皇帝的权断。　　 以“八议”为主的轻刑原则的本质是维护君主专制统治，表现官僚贵族的司法特权，是中国古代刑法等级性的表象和外部特征。“议”“请”“减”“赎”“官当”就像一根链条将官僚贵族及其亲属分层次纳入法律优待的范围。在审判程序与量刑中，官僚贵族可以凭“议”“请”“减”而减轻处罚，在执行过程中还可以通过“赎”“官当”易刑，用钱、物以及官爵代替实际的刑罚。唐代以“八议”为主的轻刑原则具有等级性与广泛性。所以，唐代较前代对官僚贵族的保护更全面，表现为扩大减刑范围、扩大“官”的界定范围、扩大“官”的溯及力、扩大法律的优待以及实行有条件的连续减等。　　 同罪异罚原则的本质是刑罚适用不平等，是以“十恶”为中心的重刑原则和以“八议”为主的轻刑原则中的一重一轻的综合体现，表现为贵贱有等、尊卑有差、良贱有别，其刑等之差在四等至十一等间。在贵贱中，对皇亲的保护甚至超过五服，对官僚的保护也是严格治官与赋予特权相结合；在尊卑中，对亲属相犯不仅是不同辈分间尊卑有差量刑不等，而且同一辈分间也因长幼有差而量刑不等；在良贱中，同罪异罚还延伸至亲属和已死亡之人。所以，《唐律疏议》中的同罪同罚是在同等身份之间且没有隶属关系之下的同罪同罚。可见，《唐律疏议》处罚的不仅是行为人的“行为”，还包括行为“人”。　　 恤刑原则是对老、幼、妇、疾的悯恤，体现了尊长怜幼、体恤残疾、宽仁慎刑，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个人利益三者的结合。唐代恤刑原则较前代处刑更轻，表现在恤刑原则的适用范围、适用的罪名、恤刑的方式、缘坐的亲属范围、老幼疾的认定时间等方面。但律文虽有减轻处罚的规定，但执法中也有例外，同时对老幼、妇孺、残疾的宽免有时也被用来规避刑罚。此外，《唐律疏议》规定的年龄、生理、性别是影响量刑的因素，而非定罪的因素，它表明《唐律疏议》中存在一种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　　 在刑罚的适用原则中，自首减免刑罚原则表现为不同时间自首减免幅度不同、余罪自首免刑、亲属代首与捕告的免刑、官犯公罪自首的特别免刑、共犯逃亡自首的免刑。　　 自首减免刑罚的关键在“原”字上、为什么“原”、什么情况下“原”以及“原”的幅度有多大，这更多地取决于“功利”二字。所以，自首减免刑罚体现的是法律的功利性。　　 但唐代自首减免刑罚的必减主义，将法律的功利性绝对化，可谓得之功利、失之公正。　　 更犯与数罪虽同是再次犯罪，但二者有所不同，对更犯的处罚重于数罪。较前代，唐代刑法原则对此规定更系统、更完善：区分了主刑和附加刑，对何罪为重、何罪为轻又有更深入的评价标准，注意到对漏罪、一事分为二罪、连续犯的处罚。在《唐律疏议》的502条律文中，表述主观过错的法律用语多达13 种，可分为两类：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　　 《唐律疏议》中的故意犯罪包括现代刑法中故意犯罪和过于自信的过失犯罪，过失犯罪包括现代刑法中的疏忽大意过失与意外事件。这表明唐律对无犯意的行为也处罚，是一种客观结果归罪。故意与过失量刑有别：在官员失职犯罪中，过失犯罪轻于故意犯罪二至三等。在一般人犯罪中，由于同罪异罚原则的存在，过失犯罪的减轻处罚依据不同的身份而有不同的减轻幅度。尊长过失犯卑幼比照故意犯罪的减等幅度大，卑幼过失犯尊长的减等幅度小。此外，涉及军事利益的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处刑相同，没有刑等之差。　　 在共同犯罪中，主观因素、客观因素、血缘关系和职务身份影响主从关系的认定。在主犯与从犯区别量刑中，分为三种情况：主犯重于从犯、从犯重于主犯、主犯与从犯处罚相等。它一方面表现了《唐律疏议》在法条竞合中贯彻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宗法等级社会下的同罪异罚原则。类举原则包括类推原则和不应得为罪。　　 唐律中的类推原则可类推为有罪、罪重，或类推为无罪、罪轻。后者是现代刑法所提倡的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类举原则的设立表现了立法者已经认识到法律的滞后性与有限性，但常造成罪刑擅断，其症结在于“无类而推”“无类而举”。但是，不能因为类举原则的存在就否认中国古代法制对罪刑法定的追求，限制中国古代法制之罪刑法定的根本原因在于君主专制主义，它是罪刑法定的“瓶颈”和“枷锁”，是罪刑擅断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