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1日实施的《民法典》第997条规定了人格权禁令制度,为我国法人名誉权保护领域提供了新的路径,但是在法人名誉权纠纷中如何理解适用人格权禁令制度,仍存在很多问题。本文主要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分析法人名誉权纠纷适用人格权禁令的现状。首先,探究《民法典》人格权禁令制度与《民事诉讼法》行为保全制度的立法现状。其次,对《民法典》颁布前法人名誉权行为保全案例以及《民法典》颁布后的人格权禁令案例进行介绍。通过分析案件事实与法院裁定要点,对案件作出梳理,后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分析,总结出三个法人名誉权适用人格权禁令时出现的问题,分别是人格权禁令申请的“证明标准”理解混乱,不同类型法人的“难以弥补的损害”认定混同以及名誉权与言论自由等法益之间的利益冲突。第二章首先对“有证据证明”条款应当作广义解释做出论述,阐明“有证据证明”指向较高盖然性而非高度盖然性,接着对禁令制度的证明标准作出具体论述,认为其应当高于诉前行为保全制度而略低于普通诉讼;随后基于名誉权的特殊性,认为名誉权相较于物质性人格权在证明标准上应较高,而法人作为一种组织体,其名誉权与自然人的名誉权可能受到损害的性质不尽相同,法人名誉权与公共利益更可能产生冲突,法人名誉权相较于自然人名誉权在证明标准上较高。第三章主要讨论对法人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应当作出类型化认定,从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两种类型出发,对于“难以弥补的损害”作出认定。营利法人名誉权的核心是商业信誉,侵害商业信誉直接影响法人经营目的的实现可能导致永久损害,所以在营利法人申请人格权禁令的案件中应该更为注重营利法人的商业信誉所遭受的损害;非营利法人名誉权受损主要表现为公信力受损,多属非财产性损害,且公信力受损难以弥补,故非营利法人申请人格权禁令时,法官应当将非营利法人公信力可能的受损程度纳入考量因素。第四章对禁令所预防的损害以及所引发的损害做出权衡,不同案件中涉及的利益纠纷亦不同,主要通过对当事人双方的利益衡量以及对公共利益的考量两方面出发,对当事人双方的利益衡量时,主要通过界定被申请人行为的违法性以及造成的损害程度。当法人名誉权与言论自由等公共权益之间产生矛盾时,应当特别考虑法人的社会功能以及透明性、公开性等特征。探究对公共利益的考量时,首先,论述公共利益的考量在法人名誉权纠纷适用人格权禁令中具有必要性,其次,在法人名誉权适用人格权禁令涉及公共利益时,对法人名誉权的保护应当更为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