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媒介受众在大众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亨利·詹金斯是美国著名文化研究学者,在粉丝文化领域、媒介文化研究领域、受众研究领域皆有建树,然而他的大众文化受众观却鲜有人研究。笔者认为研究他的大众文化受众观在当今中国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中国当前正经历一个媒介融合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受众积极与媒介互动,詹金斯的大众文化受众观对我们研究受众与媒介的关系很有帮助。在本文的写作中,笔者将运用文本阅读和文献查找方法,将詹金斯的受众观放在大众文化框架下研究,既对詹金斯与其他学者的受众观进行横向比较,也对詹金斯不同时期的受众观作出梳理,力求揭示出其受众观的变化趋势,并充分挖掘詹金斯笔下受众与传媒机构、大众文化的复杂关系。本文分为五章:第一章阐述詹金斯大众文化受众观的理论背景,揭示出詹金斯大众文化受众观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学术渊源。他的受众观来源于斯图亚特·霍尔的多元性受众观、菲斯克的积极受众观和德赛杜的抵抗式受众观。第二章研究詹金斯的大众文化受众形象。在这一部分,笔者将从他对不同阶段参与式文化的论述中提炼出三种大众文化受众形象,并揭示詹金斯是怎样认识受众在参与式文化这种新型的大众文化样式中的地位、特点、性质、作用等问题的。三种大众文化受众形象具体包括作为文本盗猎者的粉丝受众、作为产消者的参与受众、作为播散者的分享受众,分别于电视媒介时代、媒介融合时代、可播散媒体时代提出。第三章归纳总结詹金斯大众文化受众观的主要特点。首先,詹金斯受众观强化受众活动的参与性。詹金斯的受众研究始终围绕着受众的参与性文化不断地发展、自我更新。他认为,受众的参与性是不断增强的,这不仅体现为受众参与的积极性不断增强,还体现为受众的参与主体地位不断提高和参与权利的不断扩大。其次,其受众观强调受众活动的协调性。詹金斯很注重挖掘受众在对大众文化接受中所表现出来的协同性、集体性倾向,这种协同性表现在受众与媒体具有协同性以及受众与受众之间表现出协同性。再次,其受众观突出接受效果的公共性。詹金斯发现的三种大众文化受众形象的共同特点就是,都强调达成“公共利益”这样一个目的。他认为,受众对大众文化的参与能够推动社会文明向更为理性和民主的层面发展。第四章是詹金斯大众文化受众观的价值和局限性。其受众观的价值首先体现在推进了受众研究的综合宏观视野。詹金斯将对受众的研究置于整个的媒介循环过程和商业框架中来进行。这种受众研究的综合宏观视野具有多重优势,尤其有利于客观评价受众在社会文化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他开创了跨界沟通的人文研究路径。詹金斯在研究方法上跨界沟通的第一个表现是,他力图将产学研结合起来,表现出强烈的社会实践取向。第二个表现是打通了粉丝和学者之间的界限,打破了过去学术界秉持的“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的惯例。第三,他的受众观关注“多余观众”的价值。在以预约为基础的电视节目收看模式下,目标人群以外的观众往往被媒体公司视为“多余”。詹金斯认为媒体公司可以通过倾听这些观众的言论和行为学到很多东西,积极把握“多余的受众”可以扩大作品或节目的代际影响力。局限性体现在詹金斯为资本主义文化经济代言,他一直力图在求得资本主义文化经济与受众主动性的和解,具有保守主义学术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