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是人类社会诞生的故乡。当前,农村逐渐被现代化所“剥夺”“抛弃”,这一现状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重视,中央政府将乡村振兴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人、地、钱要素的“城-乡”流动成为了各级政府关注的重点,其中,探索城市精英助推城乡融合成为典型的创新部分。本文以基层政府与城市精英下乡“共谋”行为作为研究对象,运用个案分析和“过程-事件”分析为研究方法,深入了解城市精英下乡中达成“共谋”的场域、要素、动力等各部分因素,总体把握城市精英下乡的运作过程。透过城市精英下乡的共谋因素分析,归纳出共谋机制,解读共谋行为的深度内涵。进而分析城市精英与行政单位的互动关系,探讨城市精英“共谋”行为的影响向度及互动成型的可能性,为推进乡村振兴与城市协同发展提出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根据委托——代理理论推理出共谋的要素与触发动力,其次是利用实证资料,验证共谋运作过程和策略逻辑。具体回答三项问题:共谋主体是什么?共谋是如何产生的,又是何以成型?共谋结果是什么?共谋主体的选择根据共谋场域结构下相关主体的利益诉求。以人才引进项目管窥共谋场域中最迫切寻求共谋的主体,发现基层政府在组织制度化环境之下,随压力增加而越倾向于主动寻求共谋。城市精英为探求有效资源交换的非正人际关系和获得政府授予的公共身份而选择接受共谋。村干部、村民虽有共谋动机,但受到有限理性的约束下不具有共谋行为。共谋产生的要素包括了委托代理关系中的谈判能力、时限、信息。共谋主体主要受到共谋要素的不同排列组合而产生了共谋场域的制度环境。连接共谋要素运转的触发动力则主要阐述共谋主动方(基层政府)面对的约束和激励双向刺激,使得共谋成为可能。文中也通过“调节矛盾”事件和迎接检查事件实证展呈共谋运作过程。共谋结果形成了体制安全网和互惠机制。但共谋停留于中性意义层面,其中尺度若在组织管控的合法范围内,是弥补科层制非人格化的缺点,以及提供制度改革韧性的行为工具。文章最后讨论了共谋限制在合理、合法范围内的具体建议,同时,讨论了城市精英下乡对乡村治理的有益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