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原是《礼记》中一篇通论意或与礼有关的学术思想的篇章，是最能体现儒家思想与学问的经典著作之一，它依据孔子、孟子“仁政”的思想，阐明了新兴地主阶级“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大学》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三纲领、八条目两个部分。三纲领是指：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是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朱熹经过“移文补传”的工作,对《古本大学》进行文本改造和重诠解读,不仅使《大学》离经独立,自成一书,且赋予了它全新的生命力,把它改造成了“为学次第之书,即物穷理之学”,使之获得了“四书之首”的地位，为传统儒学的发展开出了新的生命。朱熹认为收在礼记中的《大学》本子有错乱，便对《大学》的章次进行了调整,并作《大学章句》一卷，认为《大学》应分为经、传两个部分。“经”为《大学》之纲领即：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传”为《大学》之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同时朱熹又认为《古本大学》缺少格物致知的传文，于是补写“格物致知传文”，并赋予认识论的意义。朱熹认为大学，是大人之学，是初学者学习德的开始，是用来教万民修身治国的学问，明明德指明心体，新民指革新民性，最终要通过格物致知来达到万民至善的境界。　　而茶山丁若镛则用先秦儒家的经典，如《周易》、《书经》、《诗经》、《春秋》、《周礼》作为依据，从实学的角度重新解释了《大学》，并对朱熹《大学章句》中的明明德、新民、格物致知等观点提出了质疑，进而提出了自己的孝弟慈三目说、格致六条目说、诚意论等观点，编成《大学公议》。丁若镛认为，大学是国学，是用来教胄子的学问，提倡精英教育，反对朱熹的万民教育，明明德，指明人伦，即明孝弟慈，而孝弟慈又是亲民之物，最后通过诚意正心的道理和方法达到明人伦这个至善的境界。　　本文将对比朱熹的《大学章句》和丁若镛的《大学公议》来解读他们的经学立场的相异之处，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二者观点产生差异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