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侵犯财产的行为,我国在三代时期的古代法中就有了相关的规定;春秋战国时期,“盗”被大量用于表示犯罪行为,不仅包括侵犯财产的行为,亦包括非侵犯财产的行为;到了秦汉时期,“盗”用来专指某一类侵犯财产的犯罪行为。对于秦汉时期盗罪的发展,传统观点认为是汉承秦制。但是,出土的秦汉简牍中大量的律令、案例说明了在政治、经济、文化不尽相同的背景下,秦汉时期盗罪的发展有不同的特点。本文通过对近年来出土的秦汉简牍进行系统的整理分析,运用二重证据法、比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参考历史文献及学者著述,对秦汉盗罪的定义、构成要件以及刑罚规则等展开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对秦汉盗罪制度进行比较研究,进而揭示秦汉盗罪制度的变迁,以寻求秦汉时期盗罪发展的全貌。在秦代,盗的内涵并不明确,盗是指以侵犯财产为核心,以侵犯财产为连接点的一系列犯罪行为,包括盗窃,诈骗、官吏行贿受贿等行为。秦代盗罪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值得注意:秦代盗罪的犯罪主体具有多样性,不仅包括一般民众和官吏,还包括已经犯罪正在服刑的人员。在犯罪主观方面,该时期的统治者对犯罪故意与犯罪过失进行了区分,并初步认识到故意犯罪的危害性,加重了对故意犯罪行为的处罚。秦代盗罪的犯罪客体,不仅涉及到对单一客体侵犯的犯罪行为,如仅侵犯财产的犯罪行为;还涉及到对复杂客体的侵犯,如既侵犯财产,又侵犯人身的犯罪行为。秦代盗罪的内涵的不明确,因为它是以财物为连接点,将一系列犯罪行为囊括到盗罪下,使得秦代盗罪的犯罪行为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包括盗窃、诈骗、侵占、瞒报土地等行为。在对盗罪的处罚上,秦代开始以赃物的价值来对犯罪者进行定罪量刑,在涉及到群盗这种严重的犯罪行为时,则加重了处罚。此外,秦代还建立起了一系列打击盗罪的奖惩机制。总之,秦代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盗罪的法律规制体系。到了汉代,盗的含义与秦代基本相同,但是盗的犯罪行为通过《盗律》一章确定下来了。在犯罪主体上,汉代进一步对已经犯罪正在服刑的人员犯盗罪进行了规范,秦代已经犯罪正在服刑的人员以劳动日赀六钱赎罪而逃跑以盗罪论的情形不再存在,犯罪主体仅包括一般民众和官员。在犯罪主观方面,汉代不再对犯罪过失进行规定,倾向于打击故意犯罪。在犯罪客体方面,汉代统治者已经充分认识到盗罪不仅会侵犯财产和人身,还有可能侵犯国家的管理秩序及国家的政治秩序,加大了对群盗行为的打击。汉代的盗罪行为方式,则已经通过《盗律》详尽的进行规定了。此外,汉代在继承了秦代打击盗罪的奖惩机制基础上,加大了对盗罪的打击力度。与秦代相比,汉代盗罪的法律结构更加完善,定罪量刑规则更加合理。通过对秦汉时期盗罪制度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汉代的盗罪制度是在秦代盗罪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两者之间仍然具有制度上的差异性,功能上的相似性的特点。此外,在秦代盗罪制度向汉代盗罪制度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法律思想的变化,法律思想也呈现出引礼入法的特点,这是由政治、思想、文化三个方面共同决定的,这对盗罪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经过秦汉盗罪制度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历史上认为秦代法网繁如秋荼、密如凝脂并不一定准确,因为仅从盗罪来看,汉代法制之严苛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