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法律史研究多集中于国家制定法的层面，忽视了法律对社会大众的关注，以及法律制度在社会运行层面的状况。可喜的是，一批法律史研究的学者开始研究习惯法，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仍然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方面是民间习惯法总体研究较多，而个别研究较少；另一方面是全国性的研究较多，而区域性的研究较少。作者选择本文论题，不仅尝试弥补不足，而且希望从论证中探索出对今天的立法尤其是民商事立法有所助益的历史价值。本文截取明清时期这一“长时段”，以江南徽州地区的民商事活动为研究个案，深入社会去理解契约的深层含义。并且梳理了明清政府对有关的契约行为的管理规范，进而分析这些民间习惯法和国家制定法的互动及其途径。全文共四部分，约四万字。 前言部分，作者对本文研究的意义、目前有关本文研究对象的成果和本文所用的资料、方法作了说明。通过对目前有关本文研究对象的成果的梳理，以期得到对本文研究对象的成果的全面的了解。然后说明了本文所用的主要资料来源和所用的方法。 第一部分着重考察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民商事习惯的运作。从徽州契约的分类，契约效力和原则，契约的履行和保人(中人)的作用等方面描述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契约行为。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契约数量巨大，内容广泛，涉及土地制度、租佃制度、宗法制度、赋役制度、里甲制度、司法诉讼和商业活动等。大体上可以分为买卖、租佃、典当、佃仆、借贷、合伙契约等。所有契约中，均有明确的当事人，一般有中人或是保人。最具重要性的是物权变动条款、担保条款和违约条款。“约”和“信”是徽州契约乃至中国古代契约中最重要的两个概念。“合情”与“合法”是徽州契约的基本原则。契约的履行首先来自内心和道德上的约束，其次来自官府统治下的强制。中人、保人在契约的订立和履行过程中极具不可或缺的作用。 第二部分作者从国家制定法的角度观察明清政府对有关契约的民商事行为的管理规范。文章从有关契约管理的法律规范入手，结合徽州契约中部分契尾、过割税票，发现明清政府对有关契约的民商事行为管理严密，契税的征管办法和实际运行状态良好。明清政府对大部分的契约行为均有详细的法律规定。对有关土地、房屋的买卖规定了严格的契税制度。对有关土地的买卖，尚需办理过割，以实现所有权的转移。 第三部分通过对民间习惯法和国家制定法的有关规范在徽州地区的真实刻于得出结论二者相互促进，共同维护社会稳定和个体利益最大化。合清是二者的结合点.合清不丫又具有基本的客观标准，而且对于单一个体和某一群体又具有相对的主观标准。国家制定法对部分民间习惯进行选择，并上升为国家制定法;国家制定法又会留下一些空白地带由民间习惯法来加以调整。 余论部分作者转而对现今立法，尤其是民商事立法进行了思考。作者认为，政府在推进法治建设的进程中，应当为国家制定法和民间习惯法留下适当的对话的空间和渠道。当代的民商事立法应充分考虑民商事习惯，对其有所为而有所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