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问题是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的重点问题,也是关乎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核心问题,对我国而言,严重的收入不平等使得代际问题更加复杂也更加突出,其中被讨论最多的便是“寒门难出贵子”和“富不过三代”这两种现象。从劳动收入角度,这两种现象意味着家庭财富过多或者过少对下一代的劳动收入都是不利的,那么其背后的机制是什么,即家庭财富如何影响下一代的劳动收入?劳动收入由工资率和劳动时间共同决定,工资率主要受人力资本水平影响,劳动时间则是个体效用最大化的选择结果,这两者均与家庭财富有密切联系。Becker and Tomes(1979,1986)的理论模型只解释了工资率部分,国内现阶段的研究则还未从理论层面对其展开探讨,也较少对相关的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因此本文的目的是综合工资率和劳动时间两个部分,构建新的理论模型来阐述家庭财富对下一代劳动收入的影响机制,并通过实证分析考察其影响效应。结果显示,收入在75%-90%分位的家庭的教育支出弹性最大,其子代的成绩也相对最高,更多的教育支出不会进一步提高子代的成绩和对未来学历的期望；而父代对子代的直接财富转移会明显减少子代的劳动时间,富裕家庭的子代也更偏好轻松的职业。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就劳动收入而言,较富裕家庭的下一代相对更优秀,因为他们有获得了充分的人力资本投资且劳动时间也较多。文章具体内容包括：第一,构建了双重选择行为的代际流动模型,从理论上推得家庭财富与下一代劳动收入呈“长尾倒U型”关系。本文对Becker的理论模型进行了扩展,除考虑父母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外还增加了直接财富转移行为,并且父母和子女两代人都根据自身的约束条件在劳动和闲暇之间做出效用最大化的行为选择,故称之为双重选择行为的代际流动模型。其内在机制为：在非完善市场条件下,父代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受家庭条件约束,家庭财富增加会促进人力资本投资,相应的子代工资率提高,直到人力资本投资达到充分水平；如果家庭财富继续增加,父母会对子女进行直接财富转移,这会减少子女的劳动时间,在人力资本水平(或工资率)给定的情况下,导致子代劳动收入下降。不过,人力资本较高的个体的劳动时间一般不会很少,所以劳动收入最后会趋于个稳定水平。因此,家庭财富与下一代劳动收入的关系为先升后降再平稳的“长尾倒U型”关系。第二,采用1989-2011年的CHNS面板数据验证了“长尾倒U型”关系,并在解决样本选择偏差问题的基础上,用国际学术界公认相对最准确的收入平均值法,重新测算了代际收入弹性(IGE)、代际收入相关性和收入转换矩阵。结果表明,60-70代人的IGE为0.518,70-80代人的IGE为0.427,改革开放提高了中国社会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收入转换矩阵表明中产阶层的子代有较大概率也成为中产阶层,并有一定的概率成为富裕阶层,而贫困家庭的子代往往复制父代的贫困,富裕家庭的子代则较难维持富裕水平。这说明,以中产阶层为主的“橄榄型”结构是相对合理的社会结构。第三,通过大量的实证分析揭示了家庭收入对子代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首先,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型结果显示,在控制父母教育水平等变量后,家庭收入提高1%,对下一代的平均教育支出将增加0.25%,其中收入在75%-90%分位的家庭最高,为1.028%,而家庭收入在50%分位以下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较富裕阶层最看重对子代的人力资本投资。教育支出的增加,可以显著提高子代的学习成绩,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表明,教育支出提高1%,字词测试成绩(可看成语文成绩)可以提高1.204分,数学成绩可提高0.662分,但两者呈“凹形”关系,表明教育支出达到一定水平后子代的成绩将保持稳定。另外,教育支出的增加可以提高下一代对未来学历的期望。其次,采用面板数据probit模型随机效应的回归结果显示,家庭收入提高1%,下一代上重点学校的概率上升约2.6%,这意味着富裕家庭的孩子能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再次,采用面板数据logit模型随机效应的回归结果显示,家庭收入提高1%,下一代上辅导班的概率提高1.97%;Tobit模型的结果则表明家庭收入提高1%,辅导班支出将提高0.338%,该系数比“家庭收入对数”对“下一代教育总支出”的系数更大。这些实证结果表明,家庭收入会通过多条途径影响子代的人力资本水平,当收入达到较富裕阶层时,子代人力资本水平接近充分,家庭收入继续增加不会再有促进作用。第四,通过子代职业类型和劳动供给时间两个维度,分析了家庭财富对子代劳动供给强度的影响。在相同人力资本水平条件下,劳动供给强度低,表明劳动收入较低。根据各个职业的周工作小时数、月工作天数,先对职业的轻松情况进行排序,接着采用probit模型和序数probit模型进行回归,在控制教育水平等变量后,结果显示家庭财富较高,子代从事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等轻松职业的概率也较高。另外,采用Heckman三阶段估计法分析了直接财富转移对子代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在此用“购房首付是否由父母提供”来表示父母是否对子女进行直接财富转移,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由父母提供首付的个体平均每周少工作3.619个小时。用Tobit模型、OLS回归以及对扩大年龄样本的回归均提供了一致的结论。这些实证结果表明,富裕家庭的子代会因为预期(或已得到)的直接财富转移而降低劳动供给,在人力资本水平(或工资率)给定的条件下,其劳动收入也会减少。总体而言,本文综合工资率和劳动时间两个维度,通过构建双重选择行为视角的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阐述了家庭财富与下一代劳动收入之间的“长尾倒U型”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地得出,就劳动收入而言,较富裕家庭的下一代可能是最优秀的,因为他们获得了充分的人力资本投资,而获得相对较少的直接财富转移,即他们工资率高,劳动时间也较多。为此,本文提出政府需要定向帮助贫困家庭对子代进行充分的人力资本投资,减少制度性歧视让人力资本获得应有的报酬,并且努力构建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以此来改善社会流动性。相对于同类研究,本文的贡献主要有：(1)构建了新的理论模型来阐述家庭财富对下一代劳动收入的影响机制,丰富了代际流动理论。(2)解决了只分析父子同居样本导致的样本选择偏差问题,重新测算了中国的代际收入弹性并测算了代际收入相关系数,提高了结果的准确性。(3)采用微观家庭数据并利用国际前沿的计量方法对代际流动机理进行检验。国内研究较少对代际流动的机理进行实证分析,本文基于理论模型的推论,用Heckman三阶段法、面板序数probit模型、多元logit回归模型、Tobit模型等计量方法对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这不仅是对理论模型的检验,也为中国代际流动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实证资料。不过,由于数据的不足且鉴于代际问题的复杂性,还有更多的问题需要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