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强调教育向生活回归、重新关注人的生活世界成为近些年来世界各国教育改革的重要趋势。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一股研究生活、思想政治教育与生活关系的热潮。近年来,针对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因脱离生活而导致教条化、形式化等的弊端,学术界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的教育理念。道德,包含“道”和“德”,“‘道者,所行道也’；‘德者,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说文解字》)道即道路,引申为规范和规则义,“德”通“得”,是一个人对“道”的内心感悟,通过“得”,使道德真正成为一个人的内在品质。内涵着道德素质教育的思想政治教育虽然侧重政治性,但是要使其提高人的思想素质、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等,关键也在于“得”,在于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心感悟,而主体的生活是人的切己感受,是形成这种内心感悟的源泉,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立足于主体的生活才能实现其实效。西方教育界主要是针对现代教育日益遁入“科学世界”而造成对人的本真的异化而引入“生活世界”概念的。而我国教育(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界强调对生活的关注有着远比反对科学主义泛滥更为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更为深刻的现实内涵。①因此,生活世界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必须要本土化和具有中国的特色。而中国传统德育思想中虽未有“生活即德育”之“名”,却有“生活即德育”之“实”。“通过熟研中国传统德育思想后就会发现,‘生活即德育’本是一个亦新亦旧的德育理念。说它‘新’,是由于‘生活即德育’的理念确是在受到西方‘教育即生活’、‘学会生活’、‘学会学习’之类理念的启示之后才明确提出的；说它‘旧’,是因为‘生活即德育’本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优良传统。……它们具有共同的理念：生活德育理念。”②王阳明心学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活德育思想,并形成了自己的德育体系,这个体系从主体作为德育生活化的切入点,逻辑展开于知行关系的厘清(德育生活化的前提),致良知的德育实践(德育生活化的根本途径),最后将自我教育作为德育生活化的核心和归宿。基本思路是从主体——生活——主体——生活——主体。在这个过程中,生活由原来的自发自在状态,走向了自觉地超越性的状态。而主体则扬弃了其原初状态,不仅提高了其自身的思想素质、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等,并且将自身放置于整个社会背景中,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担当的主体。通过对王阳明心学思想的扬弃,我们能够认识到生活并不是外在的、对象性的内容,而是围绕着主体而展开的,生活意味着主体对与生活境域的投入和切己体会。此外,德育要真正回归生活世界,必须改变从外向内的德育路径所造成的人们被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单向路径,转而向内探求,使思想素质、政治素质、道德素质等真正成为主体素质的有机组成部分。从王阳明心学思想逻辑地转向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是由于两者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两者的目的和内容具有一致性。从两者的发展历史来看,两者具有一贯性。因此,通过对王阳明心学思想的研究以期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有所启示,这样的思路是可行的。王阳明生活德育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具有理念上的启示。第一,可以使我们正确地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的内涵。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是主体向度和客体向度的统一,这样既可以扬弃生活的客观性和外在性,又可以准确地把握生活于其中的主体。第二,主要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的理念启示：坚持以人为本,确定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共生主体观念；坚持三贴近原则,对贴近生活要正确把握；在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过程中实现从实然到应然的超越。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生活化是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它的最终价值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的具体实践当中。第一,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过程中应该遵循以下原则：主体原则、关怀原则、层次原则和情景原则。第二,在原则的指导下,有步骤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的实践：首先,要走进丰富的生活世界。其次,营造真实的情境。再次,引导完满的生活追求。最后,完善评价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