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犯罪是人类自身谋求发展与维持环境基本稳定间相互搏弈的结果,是现代社会才出现的一种新型犯罪形态,其往往具有破坏容易、恢复难、影响深远的典型特征,而且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环境类型的犯罪依现有的科技水平尚难充分发掘。因此,对环境类型犯罪的打击力度应持续加强,并应结合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不断更新。本文研究的钟某污染环境案及三个相关参考案例是污染环境罪面世以来较为典型的几个案例,其涉及到了关于污染环境罪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有怎样的区别、污染环境罪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其主观方面是故意还是过失、污染环境罪中的量刑问题等一系列理论界和司法界争议颇多的问题,本文通过与行政法意义上的环境污染行为、危险物品肇事罪、非法经营罪等一一作对比,使得污染环境罪鲜明化、单一性的特点尽显,并且对学界较为关注的上述问题一一进行阐述,最终得出污染环境罪主观层面为故意,而其是行为犯之一种的结论,这种结论的得出也是契合我国当前“美丽中国”环保理念的体现,同时也是纯粹生态学的法益论、纯粹人类中心的法益论等极端环保刑法观念向生态学的人类中心的法益论跨越的象征,更重要的是,这是对自污染环境罪出现以来尤其是在十八大之后迎来爆炸式增长并保持着稳定增长的现状的有力回应,是顺应生态环境保护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