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首先梳理了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研究历程和进展,以及在代际收入流动性研究中常会出现的问题和应对之策,然后构建了一个包含人力资本配置和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从教育的视角来研究和分析代际收入流动性。在该模型中,父代是社会的劳动力,分为普通工人和技术工人两种,而子女未成年,不计做劳动力,但他们可以选择接受教育或者放弃接受教育,被赋予了受教育决策的权利。子女通过是否选择接受教育,以及受教育是否成功成为了普通工人或者技术工人,走上了不同的人生轨迹。根据该模型,本文着重分析了教育成本函数、教育收益、技术进步、税收和教育质量等因素对子女受教育决策的影响。模型的研究结论表明代际收入流动性、收入不平等程度以及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影响,关系密切。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体中技术工人的数量逐步增多,如果初始的技术工人数量低于“贫困点”,那么经济体将始终处于贫困陷阱之中;如果初始技术工人的数量高于“贫困点”,并且教育成本占收入的比重是收入的减函数,那么经济体将自动收敛于稳态。然而,如果教育成本占收入的比重是收入的增函数,经济体的收敛路径会因教育成本函数形式的不同而不同,既有可能是发散型的蛛网结构,也有可能是收敛型的蛛网结构,还有可能是封闭型的蛛网结构。在技术工人数量的震荡变化过程中,总产出、代际流动性和不平等程度也将呈现周期性变动。因此,教育成本方程的具体形式对模型的转移动态具有重要影响,实证研究中设定教育成本函数时须格外谨慎。技术进步会使技术工人数量的演变路径整体上移,有利于处于贫困陷阱中的经济体脱离贫困,并且会使新的代际流动性稳态值升高。同时本文还发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应该选择适合自身的税收政策,以保证子女的受教育倾向不受损害。稳态时技术工人数量与税率负相关,并且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应着不同的最优税率。因此,最优的策略是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征收较高的税率,而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依次降低,从而使每一期的技术工人数量都能够达到最大化。教育水平的提升会相应地提高经济体中每一个阶段的技术工人数量,也会提高稳态时技术工人数量的取值。教育具有相当强的传递性,实证研究中设定计量模型时应充分考虑子代受教育环境及父代受教育程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