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条约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看作是当代国际法最广泛的法律渊源,在诸多领域都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国家条约促进了世界各国在各种议题上的合作,总体上发挥了促进全人类共同福祉的效果。但是,单单依靠国际条约的力量,终究是有其限度的,国际条约所设定的目标的实现,往往离不开参与条约缔结国家的内部行为。因此,研究条约在国内的适用对于促进认识条约如何发挥效力,从而制定更有效率的条约,是有相当意义的。作为日益崛起的国际社会的新兴力量,我国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为具有建设性的良好作用。因此,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蓬勃发展,建设更加开放、平等、友好的国际社会,是我国的长远目标之一。为了达成这一理想,更广泛地参与条约的缔结,是必然的路径。传统上我国关于条约直接适用的规定可见于《民法通则》第142条,但《民法典》的正式生效导致该条款的废止,由此带来了条约直接适用规范体系的破碎零散化,部分条约直接适用的法律基础丧失,条约在国内法的地位模糊化等问题。这进一步加剧了我国条约直接适用理论和实践上的混乱。具体来说,研究这个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第一,在我国有关领域立法尚不足以实现全面规制这一问题的情形下,进一步弥补缺陷,完善不足;第二,调整我国对于条约直接适用的现有司法模式,将更合理的做法注入这一实践中;第三,从新的角度激发理论创新的可能,为学术发展制造催化剂。本论文将从《民法典》生效后条约在中国适用的实践情况出发,研究《民法典》作出相关修改的背后原因和带来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相关问题。由于《民法典》删除了《民法通则》第142条第2款的规定,导致我国法院在审判活动中直接适用条约规定存在了合法性甚至合宪性的争议。这一问题目前尚未得到充分重视,具体原因可能包含若干方面:首先是部分单行法中仍保留了直接适用条约的有关规定,而这一类条约包括海商海事公约,民用航空公约、仲裁公约等,在我国法院直接适用条约的情形中占据绝大部分比例,总体而言对司法审判活动的影响尚未立竿见影;其次是对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条约在国内法中的地位和效力,条约在国内法院的可直接援引性上,仍存在理论上的模糊地带,影响了学术和司法审判的实践;最后,《民法典》在立法过程中刻意回避了相关问题,某种程度上引导了这一局面的产生。国内法在直接适用条约时,应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且不违反宪法中的相关规定,绝不应当在缺乏有关法理基础的前提下为了达到条约效果而盲目适用,变相放弃我国的司法主权。我国宪法对条约和国内法的关系未做具体规定,宪法性法律中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同样不足,长期以来的立法实践形成的习惯做法是将这一问题交给各部单行立法去解决,但这一路径的选择并非毫无问题,客观上影响了我国的司法实践,并带来了一些误解。为了充分澄清在相关问题上的争议,有必要在理论、立法和司法的不同层面上厘清条约在国内直接适用理论的若干基础概念,区分条约在国内法上的接受和条约在国内法上的直接适用,修改相关立法上的不当之处,补充缺漏的重要规定,完善我国法律体系中对国际法和国内法之间互动活动的调整机制,将是有利于将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两处链接起来的中转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