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对国际安全负有主要责任,而且大国之间的安全利益竞逐,主要在地区层次展开。当大国之间的权力不对称程度,不足于一国完全控制和支配另一国时,如何达成多边安全机制以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是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问题。那么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如何产生?如何进一步推动安全合作的制度化?这些就是本文集中探讨的核心研究问题。本文受沟通行动理论的启发,认为国家是具有沟通能力的行为体。卡赞斯坦认为国家安全环境不仅是物质的,还包括制度的和社会的因素;制度和规范不仅影响国家行为,而且还塑造国家对安全利益的判定。在以上两个假定的基础上,本文增加了第三个假定,即国家是沟通能力行为体。基于以上三个假定,利用沟通行动是重要的社会化机制这一社会学观点,本文提出假设认为,沟通对话有助于推动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的制度化。本文选取了欧安会/欧安组织进程作为案例研究对象,对欧安会框架内关于建立信任措施等军控机制的发展进程,进行了观察和过程追踪,追踪结果印证了本文提出的安全合作制度化的解释模型。本文从理论上推动了制度化安全合作的研究,对现有理论范式进行了有益的修正和补充。现实主义安全研究关注安全威胁的实力方面,忽视安全威胁的意图方面,本文认为在意图方面沟通对话可以推动安全合作的制度化,从而有效汇聚行为体预期,减少对于意图不确定性的顾虑。沟通对话作为社会化机制还补充解释了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范式,即关于安全合作中社会信任如何产生的不足。语言的使用不仅仅在于传递信息,使用本身还可以造就社会关系,产生社会信任。对于结构建构主义来说,本文对其线形的社会化机制也做出了有益的修正,认为社会规范和集体身份并不足以维护国际安全,关键是要通过沟通对话的进程,使规范和集体身份得以制度化,这就淡化了建构主义在安全研究中的理想色彩。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如何维护东亚地区的国际安全?如何把我国的新安全观通过制度化的形式贯彻落实?这是和平崛起的中国必须回答的问题。由于笔者水平有限,可能难以就这些问题给出准确全面的回答。但是本文最大的政策意义,也许就在于为我国目前所开展的,地区层次的双边和多边安全对话的合理性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