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前的中国，依据其自身的逻辑，长期维持着农业社会形态。农村教育依托私塾等传统学校进行，农村学校教育制度依赖于农村社会环境。而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化，国家与个人都置身于一个不断变革的环境之中，并为了各自的持续发展进行着搏击与探索。农村学校在这样的背景下，受到来自于优势阶层意志和各种利益诉求的压力迅速转型，并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乡之间走出了一条兼收并蓄、中西融合的发展道路。民国时期是农村学校教育制度变革最为剧烈的时期，不仅延续了近代以来以促进农村人口素质提升来实现国家整体现代化的思路，而且积累了在特殊历史时期促进农村学校普及与革新的经验，奠定了20世纪中期以后农村学校发展的基础。论文以历史的视角对民国时期农村学校教育制度及其变迁进行考察，并上溯至晚清。论文从各时期制度的内容入手，以文本化的制度规范所描绘的应然发展状态为依据，结合全面与局部的调查统计和时人的议论与回忆，并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发现变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对当前农村学校教育制度中的不合理现象进行解读，以达到以史鉴今的目的。论文主体分为七章，其中前五章根据时间的先后和农村学校教育制度的演进特征，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后两章则从主体的制度选择和学校的社会功能角度，探讨农村学校教育制度变革与社会的交互作用。第一章通过对现代学制建立以前的农村学校考察发现，农村学校始终从属于民众的个人本位取向，其对周围社会环境存在较高依赖，制度化程度较低。而清末民初统一学制的建立，加速了全国范围内农村学校教育制度的现代化进程。一些旧式学校改换新的面目，而从总体上看，农村学校的更新还十分缓慢。而这也奠定了民国时期两套学校体系在农村地区并立的格局。第二章主要以清末民初至20世纪20年代末的农村学校教育制度为考察对象，通过分析国家的义务教育追求对农村学校教育制度变革的影响，证明义务教育目标设定与农村有限接受新式学校之间的矛盾，促使了农村学校教育制度向多样化方向发展。新式学校的变通与传统学校的改良，以及二者的并举，成为民国时期普及农村学校的必然选择。而农村学校形式的丰富，为改变僵化的学校发展思路创造了条件。第三章和第四章通过对1930年前后农村学校发展状况的分析，认为之前农村学校教育制度的变革举措，有利于农村学校及教育普及，但有待进一步加强。在此基础上，国家对不利于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制度因素进行破除，采取简易化、短期化、多样化、弹性化等多种创新举措，以法制化手段加速新式学校的本土化和传统学校的现代化，增强农村学校对民众个别化需求的适应。事实证明，这一系列举措有效地加快了农村学校教育的发展。第五章以40年代国民教育体制下的农村国民学校体系作为考察对象。成人补习教育正式被纳入到农村国民学校体系之中，以补充因义务教育短期化所带来的教育程度不足；农村学校与地方行政系统相结合，以统制的方式巩固农村学校业已取得的成绩。但由于灵活性降低，过分强调社会本位取向，加之战争的影响，农村学校教育事业并未因此获得实质性进展。第六章考察了近代以来农村教育权力格局演变对农村学校教育制度选择的影响。认为国家和民间对于不同学校的偏好，是维持新旧学校并存的基本力量，而他们对于农村学校的控制程度，直接决定了农村学校教育制度的走向。民间力量通过维持传统学校来捍卫自身的传统领地，通过接受新式学校的方式表示对国家妥协的认可，通过促成新旧制度的融合，来展现自己在农村教育领域的存在。第七章从农村学校与民众、国家的关系入手，提出在传统制度环境下生成的农村学校“去农化”效应，在近代以后被学校与农村的诸多不契合因素放大。新式学校系统通过吸纳、隔离和筛选，将农村知识群体以升学和就业的方式导向城市，在满足国家和部分个体需求的同时，忽略了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对人力资源的需要，从根本上抑制了农村学校教育的发展。结语指出，社会系统变迁是农村学校教育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力。农村学校教育制度的具体变革，不仅受到来自于国家层面的导向，而且受制于农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客观现实和利益结构，受系统因素的共同作用。其对当代农村学校教育制度的发展具有多重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