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5年我国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44年的独生子女生育政策告一段落，这被赋予缓解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重任。但事实表明，新生育政策发展并非一帆风顺。2018年，我国人口出现首次负增长，即全面二孩政策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生育的堆积效应也有所消退。若长此以往，人口长期下降，特别是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势必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人口问题是关乎民族生死存亡和国家经济发展的大事，中国的人口负增长已经势不可当，进一步放开生育也是大势所趋。这又反过来进一步影响到隔代抚养问题。在中国的家庭传统之下，隔代抚养本身就是个典型的社会现象。新生育政策下，更多新生儿的出现意味着更多的抚养责任降落在祖辈身上，隔代抚养成为更加典型的社会问题。　　为此，笔者对山东省D市进行了相关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结果表明:第一，祖辈抚养孙辈意愿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两方面，即子女数量和身体健康状况。子女数量越少，身体健康状况越好的祖辈隔代抚养的意愿越高。第二，隔代抚养对祖辈生活质量方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身体健康压力、休闲娱乐受限、育儿矛盾压力、安全责任压力、经济压力。第三，隔代抚养面临家庭功能的困境和集体行动的困境，祖辈提供了儿童照顾的社会“红利”，“红利”的存在让我们忽视了国家在儿童照顾上的长期责任缺失。从而出现了祖辈隔代抚养压力大且新生育政策难以推行并存的问题。　　虽然在法律层面已经对老年人的权益有一定保护，在制度层面正在尝试发展家庭政策或照顾政策，但现行公共政策面临隔代抚养的家庭困境和集体行动困境，隔代抚养的老人群体仍然缺乏针对性的政策支持。所以，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相关公共政策的建议:第一，完善隔代抚养中祖辈权益的法律保障;第二，健全育儿保健咨询公共服务;第三，促进社区公共隔代抚养设施的完善;第四，推动社区幼儿托管服务公共化发展;第五，促进老年大学与幼儿教育的联动发展。只有相应的公共政策配套措施相应就位，才能保证新生育政策的顺利推进，实现高素质人口的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