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事用典是中国古典诗词中常见的一种表现手法。诗人乐于在诗歌中引用典故,其目的在于以古证今,以古比今,借事类比,借古抒怀。典故的使用不仅有助于诗人抒发个人情志,而且能使诗歌达到词约意丰、余韵缭绕的艺术效果。从魏晋时期开始到诗歌发展的巅峰时期唐朝,诗歌用典艺术逐渐趋于成熟,唐代诗人诗歌用典数量相当可观,所引典故的来源广泛而又繁杂,据笔者根据《全唐诗典故辞典(增订本)》的典源统计来看,大多来自《史记》、《左传》、《汉书》、《后汉书》、《诗经》、《论语》、《周易》、《三国志》、《世说新语》、《庄子》这十种文献,类聚7000余条典目,其中有340条典目出自《世说新语》,占总数的5%左右,可见唐代诗人用典《世说新语》成为唐诗中的一种突出现象。《世说新语》是南朝时期著名的文言志人小说,共三十六门,主要记载了汉末魏晋名人隐士的逸闻轶事,举止行为,言谈风尚。久而久之,完整性的故事情节、立体化的人物设定等构成的《世说新语》则成为汇集魏晋士人精神面貌与风度的故实典源。唐代诗人用《世说新语》典故其根本原因在于魏晋名士风度对唐代诗人的精神、品格等影响颇深。对《世说新语》典故的运用不仅是诗人对艺术效果的追求,更是唐代诗人在寻找历史精神的归属时与魏晋风度发生了自然而然的契合和对位后的必然选择,这成为唐诗中的一种文化共鸣现象。据笔者统计,唐代诗人中用《世说新语》典故比较突出的诗人有初唐诗人杨炯、骆宾王、李峤、王勃、卢照邻等,以李峤为最;盛唐诗人李白、杜甫、孟浩然、韦应物、王维等,以孟浩然为最;中唐诗人孟郊、李贺、白居易、刘长卿等,以刘长卿为最;晚唐诗人李商隐、杜牧、温庭筠、韦庄等,以韦庄为最。总体来看,唐代整个时期的诗人使用最多的典故门类为任诞、言语、容止三门。但每一时期的诗人所偏爱使用的典故类别却各有不同。笔者按照先前学者的标准粗略将唐代诗人所用《世说新语》典故分为以下八类:一、展现纵情适性精神类;二、表达隐迹江海心愿类;三、赞美人物风情类;四、赞颂容貌神情娇好类;五、寄予仕途坎坷感慨类;六、展现雅致不俗情怀类;七、表达建功立事思想类;八、表现民族忧患意识类。其中,初唐诗人最偏爱于赞美人物风情、赞颂容貌神情娇好两类典故,原因在于不完善的社会制度给文人带来的“不公平”使寒门出身的文人常用魏晋被赏识风采而成功的寒门子弟来要求自己,如乐广、张华、山涛等人,希企有同样被赏识的机遇。并且初唐诗人同魏晋时期一样,极度看重个人风度及外貌的品评,在个人爱好上极慕晋人情趣,对魏晋名士的思慕和追仿则成为初唐诗人创作生活中极其重要、突出的一部分;盛唐诗人最偏爱使用展现纵情适性精神、赞美人物风情两类,原因在于此时期相对开明的政治及开放的文化风气助长了盛唐文人才子们恃才傲物的自信、进取的激荡和诗意的激情享乐,魏晋名士的精神更是成为了他们的精神信仰,如竹林七贤超越礼法的精神;中唐诗人偏爱使用表达建功立事思想、展现纵情适性精神类典故,他们大多以玄心为质,既关心政治、热衷仕途,表现着急切的建功立事思想,却又不得不躲避。在精神追求和世俗抉择中出现了背反,故而他们选择沉浸在个人生活爱好之中,时常表现出潇洒俊逸的真性情,但这种真性情却多多少少掺杂了一些虚伪和孤僻;晚唐诗人偏爱使用表达隐迹江海心愿、表现民族忧患意识类典故,原因在于晚唐社会内忧外患,社会矛盾日益深化,唐王朝趋近灭亡,使得此时期诗人开始从对社会改变革新、调度社会存在弊端的强烈探求转为漠然置之的悲观遁隐态度,他们意图通过隐逸来保证自己相对独立的社会理想和人格价值。以上可见,唐代诗人用典《世说新语》是他们与魏晋名士心灵上的契合与交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诗人的情感态度及价值取向。他们寄托在《世说新语》典故中的是情怀,是信仰,是一种对黑暗现实的揭示与批判、对自身坎坷命运的倾诉与抗争、对天下苍生的同情与怜悯、对唐王朝的激励与愤慨、对先辈及友人的思慕与追仿。唐代诗人用典《世说新语》是他们宣泄情感的手段、表达思想的工具,以此实现了诗人用典《世说新语》的初衷,即通过典故表达更深层隐蔽的、不曾或不便言明的内涵,让读者在了解典故的来龙去脉之后,深刻的理解诗人的用意及所寄托的情感。在艺术方面,唐代诗人用《世说新语》典故使诗歌具备简练精准语言的同时,增加了唐诗的“文趣”,使语言表达妙趣横生;亦使诗歌在体裁、字数等外在形式的严格要求下构建完整的意象,创造层叠的意境,表达复杂的情感,从而满足了诗歌含蓄蕴藉的基本要求,扩展了诗歌的“内在”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