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誉原本是一种能为企业带来超额盈利能力的合理资产,现如今随着并购行为的丰富和壮大,商誉反而逐渐成为市场暴雷的重要来源。近几年来,市场上商誉减值数额年年攀升,到2018年已经形成了近两千亿级别的减值规模。在契约理论中,想要保证市场契约有效执行,大量依赖于法律的强制手段和声誉的约束激励作用。由于当前关于商誉的规定仍在不断完善,现有制度在商誉后续处理方面,赋予企业主体很大的自主选择权,因此在法律制度约束部分缺位的情况下,声誉机制对商誉减值行为的激励约束效果显得尤为重要。国内外现有的研究表明,商誉减值行为受到了内部独董制度、外部审计质量等多方面的约束作用,但商誉主体的声誉因素对商誉减值行为产生的影响效果很少有学者研究。国内已有从声誉机制角度出发的文献,发现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商誉泡沫有抑制效果,但从声誉总体来看,社会责任履行只是声誉表现的一个部分,并不能完全代表主体声誉。因此本文结合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声誉激励理论,借助stata15对2015-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数据样本进行统计描述和回归分析,探究声誉因素对商誉减值行为产生的影响,并且进一步探索了产权性质对两者关系的影响效果。通过实证检验,本文得到了几个结论:（1）企业声誉与商誉减值行为的发生、商誉减值的计提比例分别都有显著负相关关系;（2）高管任期与商誉减值行为的发生显著正相关,与商誉减值的计提比例显著负相关;（3）相比于国有企业,声誉机制对于非国有企业的影响更显著。根据以上结果,本文试图从公司层面、监督层面和利益相关者层面提出建议,主要包括充分利用声誉激励机制、完善声誉评价体系和参考第三方评价信息等。在创新点方面,本文试图从以下几点有所贡献:首先,本文探究了声誉因素对于商誉减值行为的影响。其次,本文将声誉因素按声誉主体划分为企业声誉和高管声誉。再次,本文在企业声誉和高管声誉中分别引入最新的ESG评级指标和高管任期作为参考样本。最后,基于我国特有的市场机制,进一步研究了产权性质对声誉机制激励约束作用产生的影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