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通过对具体的批评文本的分析、从两个维度来研究我国20多年来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1、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如何从对男权批评的依附到试图确立女性言说主体、建立女性自己的理论体系的；2、以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参照系统，研究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差异性。　　 本文认为，80年代后半期社会文化层面的女性意识在女性文学研究界的成功建构标志着我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试图从男权话语中分离出来的开始。之后，通过女性形象批评、重构女性文学传统、女性写作研究、性别诗学的建构等四个方面，走上了女性主义自觉化、理论化的历程；与此同时也呈现出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差异性。　　 女性形象批评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最早的批评形式，它通过对男性作品中不真实的女性人物的批评实现对男权文化的批判，是女性性别自觉的开始。我国的女性形象批评不拘泥于真实的女性社会生活，自觉运用多种方法深入文学文本内部分析女性形象被压抑的真相，更加令人信服。　　 重构女性文学传统在研究对象上摆脱了对男性文学的依赖，试图通过对女性创作的历史、风格、主题、结构及女性创造力的研究中建构女性写作者的主体地位。我国重构女性文学传统尽管有很多批评实绩，但一方面缺乏女性美学方面的探求，另一方面集中于现当代文学领域，对古代女性文学传统的构建还不够。　　 女性写作理论试图以身体为语言建构女性的主体。我国的“女性写作”理论过滤掉了西方比较明显的生理色彩，强调女性作为创作主体的创作行为所具有的反抗与颠覆男权文化的特点。这种文化策略一方面强调了女性书写行为的反抗性、提防被男权话语所利用的功能；另一方面它也放弃了对世纪之交兴起的“身体写作”进行批评的话语权。　　 “性别诗学”理论标志着我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自觉，它与西方女性主义诗学的不同在于，试图通过建立一种基于性别维度的文学理论体系改变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仅仅建立在“女性经验”之上的局面。值得警惕的是，女性主义的立场是否会因为性别诗学的以“性别”取代“女性”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以传统的理论体系代替鲜活的批评实践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