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文明的终结似乎是一种必然,工业革命、工人阶级的出现、资本主义的发展,等等使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村作为生产和生活的场所,它的社会结构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农业工业化了,如果整个社会都工业化了,那么农民还存在吗?农民还能够自然走下去吗?农民的身份是通过遗传获得的吗?农民与教育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对农民来说,教育通常是摆脱贫穷、转变身份的唯一途径,农民爱教育,因为教育是希望,然而这种爱,有的时候却是不得不爱的爱,没有了教育,也就没有了向上的渠道；然而教育却也不能保证农民的未来。农民对教育的感情是复杂的。而教育本身是否“值得”农民去爱?教育有没有对农民启蒙?作者选取了所调查的乡村中发生的实实在在的事,分析了在工业化进程中农民伦理道德变迁的内涵和机制,农民的伦理道德需要进化,这种进化需要教育,教育不仅仅包括学校制度化的教育,教育是社会的职能,教育还包括自我教育；农民的进化更需要政治来保证,政治精神应该保证教育精神。人应该具有人的精神,社会应该具有社会精神。民国的教育家们身体力行地实践着人的精神、教育精神、社会精神,只有教育中的人具有了道德精神、民族精神,才能体现国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