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常态”背景下,为应对经济增长放缓趋势,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改善社会生产力整体水平,提高有效供给能力,通过创造新供给和提高供给质量,扩大消费需求(王佳宁,2015)。政府用于经济调控的政策主要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考虑到中国经济已经是高杠杆的现实,并且信贷扩张可能将继续流向产能过剩、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的行业,相比常规意义上的货币政策而言,财政政策可能是个更好的选择。2015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实行减税政策,降低企业税费负担;2016年10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要求,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落实和完善降低杠杆的财税支持政策,切实减轻企业社会负担,根据需要采取适当财政支持方式激励引导降低杠杆。可见,政府干预方式已经开始确立为以减税为主要内容的财政政策了。减税相比放贷,后者输血式地治疗显然不如前者。减税有助于降低企业的杠杆率,更给予企业内源性的自我恢复和成长能力。减税放松了税收成本约束,减轻企业负担,让企业腾出资金和精力来着手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可以吸纳那些从淘汰产业退下来的就业,激发投资和消费活力。一定程度上,减税能把经济资源充分而公平地释放给市场,在原先的经济格局中创造新的“不平衡”机会,从而提高经济整体的效率。总地来说,降低企业税收成本释放了企业财务资源,能够增加企业的留存收益,为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和组织结构、保留人才、降价促销、扩展市场、更新设备和工艺、吸收知识产权、研发创新等创造空间,这对平稳推进供给侧改革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从降低企业所得税成本角度出发,研究所得税优惠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简单来说,本文关心的问题是,相比没有享受所得税优惠的企业,享受了所得税优惠的企业的竞争力水平是否更高,亦即所得税优惠能否激励企业在享受所得税优惠期间保持甚至提高生产率水平、科技水平和创新水平(在本文中具体使用全要素生产率、知识产权、研发投入和新专利来刻画)。因为企业保持甚至提高自身竞争力需要大量投入,所以企业在获得所得税优惠后虽然能获得额外的财务福利,却有动机延缓管理经营改革和生产组织改革,减少新设备采购、知识产权采购、研发支出和创新活动,从而仅享受所得税优惠带来的财务上的好处而不接受税收政策上的激励,企业竞争力可能因此下降或者勉强维持原样。鉴于此,本文探索了所得税优惠政策是否能激励企业在享受所得税优惠期间保持甚至提高企业生产率水平、科技水平和创新水平的问题,即研究所得税优惠政策对企业竞争力的事后激励作用。这一研究的结果将关系到对已经实施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估,也将对是否可以采用所得税优惠政策来推动供给侧改革这一问题提供研究参考,对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支撑或参考意义,同时对后续的税收与供给主义问题的相关和类似研究有启发意义,也能为相关的问题积累经验证据,做出边际贡献。供给侧改革将刺激企业自我革新,不断提升竞争力。企业的竞争力包括整合能力、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等方面(邹超,王欣亮,2011),企业能否取得长足的发展依赖于其竞争力。在当代企业竞争中,最直接的企业竞争力体现为企业科技水平和创新水平,二者再与企业的资源配置和组织管理等相结合,促成较高的生产率水平。所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纳为提高企业的科技水平、创新水平以及生产率水平。而之所以在诸多税种中选择研究所得税优惠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第一是因为相比其他税种,所得税优惠应用得最为广泛,且时间较长(孙莹,2015;黄萃等,2011);第二是限于数据的可得性,在诸多税种中,仅有所得税才有相对系统的统计,数据结构较好且较为完整,其他税种的数据难得或不可得;第三是企业所得税作为直接税,由于其税负不易转嫁,是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政策手段之一;第四是因为大部分所得税优惠政策是针对小型微利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其主旨在于降低企业成本,鼓励企业开展科技活动,非常契合供给侧改革的精神。在本文框架下,所得税优惠政策的主要激励机制为:在企业享受所得税优惠之前,鼓励企业积极开展科技活动,企业争取达到标准后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并享受所得税优惠,这是一种事前激励作用;所得税优惠带来的财务上的福利激励了企业在随后的三年内继续保持较高的(甚至提高)科技水平和创新水平(以及间接激励了企业保持较高的甚至提高生产率水平),从而在前一次高新技术企业资质到期后再次能够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进而再次享受所得税优惠,这是一种事后激励作用。当然,所得税优惠带来的财务福利释放了企业的经济资源,也为企业投入资源来提高生产率水平、研发水平和创新水平增加了可能性。本文考察的是企业在享受所得税优惠期间的所得税优惠对竞争力水平的影响,即事后的激励作用。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共有四点。第一,构建了企业内生创新模型,提供了所得税优惠与企业竞争力之间关系的分析框架,丰富了在这类问题上的理论基础。第二,从生产率水平、科技水平和创新水平三方面出发,较为全面地评估了所得税优惠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被解释变量的内涵较为丰富,以往的有关研究则主要集中于研究企业的创新水平(即研发和专利),本文中较为全面的研究对象契合了当前供给侧改革和企业去杠杆化的大背景;第三,本文参考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WDI)中的科学技术专题指标,结合数据可得性,首次尝试通过定义知识产权这一变量来从无形资产的角度刻画和衡量企业的科技水平,这是对后续涉及企业科技水平衡量的相关研究或有启发性意义;第四,基于已有数据,通过实证研究梳理了所得税优惠对全要素生产率不显著的一个逻辑链条,并推测了当前所得税优惠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不足之处。上述潜在的创新点,丰富了相关研究的证据,在企业科技水平的衡量和刻画上或对后续研究具有启发意义,在对所得税优惠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问题上增加了基于实证证据的解释,从而发展了已有的研究,以期做出潜在的边际贡献。全文一共分为八章。第一章为引言,主要阐述本文的选题背景、选题的现实意义、关键概念界定、本文的结构介绍、研究方法概述和技术路线图,以及本文的创新和不足。第二章为文献综述,梳理了近几年关于税收优惠与企业科技发展的文献,主要从税收优惠的积极影响、税收优惠对研发的消极和不显著影响、异质性研究、所得税优惠与科技发展的关系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梳理,最后做了简要的文献评述,并对本文的潜在创新点进行了阐述。第三章为理论模型,参考了Grossman and Helpman(1991)的两国模型,根据我国现实情况,构建了企业内生创新模型,对所得税优惠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理论模型的结果表明,只有当实际所得税优惠水平超过相应的阈值时,传统供给企业才会选择利用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转型升级,但现实中的高税费、资源错配和税务摩擦可能会提高这一阈值。第四章为实证研究,主要就本文的实证研究模型设定、样本选择、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进行了说明,并基于研究设计,以公司注册地省份市场化指数和(各)行业(中获得了)所得税优惠(的企业的)比例作为所得税优惠的工具变量,以尽量缓解内生性影响的计量方法,估计了所得税优惠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结果表明所得税优惠与全要素生产率(生产率水平)不显著地负相关,与知识产权(科技水平)、研发支出和新增专利(创新水平)均显著正相关。第五章为稳健性检验,主要从模型设定、计量方法(处理效应模型和马氏匹配)、代理变量和数据修正四个角度来缓解内生性和样本选择偏差干扰,重新测试所得税优惠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表明,所得税优惠与全要素生产率(生产率水平)不显著地负相关,与知识产权(科技水平)、研发支出和新增专利(创新水平)均显著正相关,这与实证研究的结果一致。第六章为对部分存疑问题的测试,主要对“是否应该以所得税优惠水平作为解释变量”、“是否应该增加竞争力水平滞后一阶作为解释变量”和“所得税优惠是否激励了企业提高竞争力水平”这三个问题做了实证检验和分析。第七章对实证研究和稳健性检验中的结果进行了进一步分析,从全要素生产率与其他被解释变量的关系、资源错配、企业异质性等三个角度解释了所得税优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但对其他变量显著的原因,并基于已有数据就全要素生产率与其他被解释变量的关系做了实证分析;本文根据全要素生产率与其他被解释变量的不显著相关的实证结果推测,这与知识产权质量低、研发投入水平不高和新专利多而滥有关。第八章为本文的结论和展望,主要内容有研究结论、研究展望和政策建议。最后本文还有一个附录,主要展示的是文中各主要实证研究结果汇总表中结果的完整表格,以备查验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