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养活了亿万人口，土地耕种了上千年而地力常新，文明经历了上千年而绵延不绝。除了运用农业科技对本土作物进行栽培驯化之外，中国人以开放的胸怀吸收域外文明，也是中华文明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历史时期域外作物的引种推动着传统农作物体系的更新和发展，不断为中国农业注入新的活力。域外经济作物是域外作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外来性、稀缺性、商品性、地域性、经济价值高、劳动密集等特性，这些特性决定了域外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有所不同。自汉以来，经济作物的引种从未间断，但各阶段的侧重不同。明清以前，域外引种的经济作物主要有芝麻、罂粟、亚洲棉和非洲棉等。明清时期，在商品经济和新航路开辟的大背景下，掀起了域外经济作物引种高潮，主要作物有花生、向日葵、陆地棉、烟草等。域外经济作物与原产地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域外经济作物的植株形态和生理特征无一不显示它对原产地环境的巧妙适应性，经过上千万年的自然选择，在特有的原生环境下逐渐形成特殊的作物形态。但是，域外经济作物引种中国后，引入地与原产地之间的自然环境跨度较大，在引种之初，面临着自然和社会因素带来的一系列障碍，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本土化过程才能适应。在观念层面上，本土化经过了一个认识、接纳、利弊选择的筛选程序。从域外经济作物的异名上可以看出人们的认识和接纳过程。通过民间传说等方式最终在利弊选择上作出了抉择，解决了文化冲突。元以来确立的“有风土而不唯风土”理论更为域外作物的发展扫清了思想障碍。技术层面的对接也是关键所在。经过传统的选地、整地、浸种、播种、中耕、管理、收获、储存和园艺技术的改造，确保了域外经济作物的生存和适应。在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体系下，域外经济作物栽培技术走向精细化和劳动密集化。传统油料作物、衣被作物和嗜好作物加工技术和消费利用方式的本土化改造关乎域外经济作物属性走向，大大刺激域外经济作物的需求及商品化。经过文化接纳和技术改造，域外经济作物种植地域得到拓展，地方性品种层出不穷，作物性状也发生一些适应性改变。域外经济作物在近代史上有特殊地位，与农业结构调整、国家财政、个人生计、对外贸易、商品经济及资本主义萌芽息息相关，为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和更新作出了巨大贡献，推动了中国经济向现代转型。域外经济作物与中国衣食文化、医学养生、民俗风气全方位的深度融合，在更深层次上将域外经济作物纳入中华文明之中，这是域外经济作物在中国得以扎根生长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