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激励自2006年首次发布管理办法以来,历经了14年的发展实践,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常常被用来缓解公司委托代理冲突,提升公司价值。然而,股权激励计划的推行效果受到了学界与业界的质疑,其可能导致的盈余管理行为便是当中一大争议。已有文献对于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未达成一致,尚不能确定股权激励是否会导致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此外,股权激励中的限制性股票模式与股票期权模式具有一定差异,且限制性股票由于具有直接授予激励对象剩余收益求偿权的优势,成为了越来越多上市公司的选择,但目前较少有文献针对限制性股票进行具体研究。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将对高管限制性股票激励与盈余管理进行研究,以限制性股票这一新视角为现有研究提供新证据。本文的研究机理是,在委托代理理论的分红计划假说下,高管在激励计划期间具有进行盈余管理从而提高个人收益的动机,而不完全契约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表明这一自利行为的实现存在一定的客观外在因素。由于不同公司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存在差异,授予价格规定、业绩考核要求和解除限售安排等内容的不同会对高管盈余管理动机与行为产生影响,同时导致这些字段对应的关键指标不易量化;且公司为何以及如何进行盈余管理属于“为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案例研究具有明显优势;加之完整实施全部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公司数量不多,导致实证研究结果可能产生偏差。故本文选择案例研究方法,对三聚环保进行案例分析,将限制性股票的发行主体、高管自利动机、可能选用的盈余管理手段同时纳入研究对象中,有利于发现盈余管理的具体路径。首先依据三聚环保的业绩表现,主要指营业收入变动及盈余质量,初步判断其在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期的前三年有调高报告盈余的可能;然后进一步探究企业采用了哪些盈余管理手段,完整探究高管限制性股票激励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理解现实中的企业行为。本文研究发现:发行限制性股票的公司在业绩考核期间进行了向上的盈余管理,具体路径包括降低酌量性费用、计提较少的资产减值损失、增加投资收益、提高非经常性损益以及进行关联交易等。希望实现的实践意义包括:有助于司法部门完善股权激励规章;有助于市场监管部门针对发行限制性股票的上市公司进行监察;有助于上市公司制定更科学有效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助于中小投资者识别出限制性股票激励期间可能的盈余管理行为,做出更优投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