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史上,中国试图通过向西方学习找到一条救亡图存的道路,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这样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不断深入的过程。但是在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上,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西文化的借鉴和取舍一直存在争议。尤其是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出现了两次启蒙运动。第一次启蒙运动以新文化运动为标志,在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围绕东西方文化进行了多次论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抗日战争爆发的背景之下,出现了新启蒙运动。“启蒙”与“救亡”是这场运动的主题。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代表人物毛泽东、张闻天等人,针对文化“民族性”进行了讨论和阐发,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运用联系在了一起,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共产党对文化“民族性”问题体认的时代背景,主要基于三个方面。首先是抗日战争的爆发。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对沦陷区进行奴化教育,传播殖民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深刻地认识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其次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中期,中国出现了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著作的热潮,知识界围绕社会性质问题等展开了大论战。进入三十年代后,马克思主义通俗化运动在艾思奇等人的倡导下不断开展。六届六中全会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这些都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推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民族性”的体认。另外还有新启蒙运动,关于文化“民族性”问题的讨论是这场运动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在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下,毛泽东、张闻天及其他一些共产党人,关于文化“民族性”的体认和阐述,不仅使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文化工作发生了策略性转变,并且使抗战思想文化宣传内容也随之发生变化。除此之外,还激发了文艺界运用“民族形式”进行创作和学术界关于学术“中国化”的探讨。而这一系列的讨论对于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方面的影响是最深远的,也是最持久的。因此,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民族性”体认的研究,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文化“民族性”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