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政治联合”,是指通过寻求有限而可实现的共同目标以减少对抗的一个主要政治手段。作为一种政治策略或者战略目标,“政治联合”从萌芽、产生到发展壮大,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综观中国古代政治历史,凡执政者善于运用正确的联合、统战谋略的,则国家昌盛、人民团结、经济发展、社会稳定、阶级关系缓和;反之,则民怨沸腾、阶级矛盾加深、国家动乱、国运衰竭。古今中外的历史表明,每一时代的阶级、政党、集团欲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和政治目标,在必要时都要和其他政党、集团和社会力量进行联合。因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了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也要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团结本阶级力量并同一切可能联合的阶级、阶层、政党、集团和社会政治力量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结成政治联盟。毛泽东政治联合范式是与马克思主义政治联合思想一脉相承的。毛泽东的政治联合范式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统一和集中,是有用的政策和政治原则的集合体。毛泽东在1919年发表的《民众大联合》作为一种社会理论和社会转型的方法论,是一种对中国即将发生转型的判断。他深信,动员起来的群众将是改造社会的主导政治力量,任何有悖于群众利益的政策都是无效的。这种信念、范式的历史意义在于既发展出一种适应中国的政治方案,突破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局限,又为中国政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是对中国传统政治联合思想的一种积极扬弃。虽然他在1919年关于不流血的社会转型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的期待很快就破灭了,但是,这种“最大程度的民众大联合”最终会胜利的信念,却一直是他一生政治活动的一个基本支撑点。毛泽东早期的政治态度和中国政治环境,影响了他对党的作用的理解,塑造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解。在中国,任何外来理论话语要想成为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并扎根、发展,都将面临不同文明形态、文化模式的内在冲突,都存在必须“中国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中心问题。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中国化,毛泽东不是简单的把一种新理论应用于一个新环境,而是把这种理论融入到他的政策方法及其相关的价值取向中,构成了一种新的、潜在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范式,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活的中国形态。正如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转化为中国的“武装割据”、“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样,“政治联合”范式的意义在于它不仅向中国提供了国家结构重新建造的新模式,同时也提供了传统价值信仰体系崩溃后重新整合民族、国家的新的价值观。毛泽东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实质上是力求促进中国政治结构的优化和民主化,这一主张的提出,不仅在事实上承认了多个政党在中国的存在和中国多元政治力量的发展,而且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宽容精神和政治整合力与包容力,这也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建立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基础,为中国政治走向民主化、法制化的道路和实现国家的统一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