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涂鸦作为一种现代艺术出现在中国的时间并不长,但在多个城市都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涂鸦区。重庆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空间地貌独特的城市,与讲究视觉冲击和个性的城市涂鸦有着不谋而合的默契。2007年政府联合四川美术学院打造了重庆黄桷坪涂鸦街,这条街全长约1.25公里,是国内外最大的城市涂鸦群;也是重庆利用城市涂鸦艺术打造创意产业园区、美化城市环境的成功案例。此外,重庆黄桷坪还以四川美术学院为依托,建立了重庆创意产业集聚区,这条街一度成为国家级艺术特色旅游区。除此涂鸦街之外,重庆的鹅公岩大桥、李子坝、渝北、大学城、南岸、大渡口、永川区等地都有以城市涂鸦为主打造的文化旅游区或者特色文化墙。重庆作为国内较早利用城市涂鸦参与到文化创意产业实践和城市改造、建设的城市,其对城市涂鸦文化的发展和应用对中国乃至世界城市涂鸦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启示作用1。另外,城市涂鸦作为一种舶来品,虽然在重庆甚至中国的发展历程并不久远,但却在与重庆文化和地貌的结合中碰撞出新的火花。城市涂鸦是一种“消逝性”的艺术,对时空有着强烈的诉求,也具有很强的脆弱性和破碎性。重庆不仅让城市涂鸦成为一种既贴近大众生活,又个性独特的存在,还将其作为城市美化和改造的手段广泛参与到城市建设当中,助推当地文化产业经济的转型和发展。随着媒介的变迁,重庆城市涂鸦还广泛利用各类媒介实现自身的发展,促进城市涂鸦文化记忆和重庆文化的融合与建构。在这个过程中,城市涂鸦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演变?重庆又存在哪些特色让其与城市涂鸦进行完美结合?重庆城市涂鸦又借助了什么样的媒介工具推动自身发展?这些工具的变化和差异又是否影响到重庆城市涂鸦文化记忆的建构情况?为解答疑惑,本文基于媒介偏向理论视角,采用实地调查法、案例研究法、半结构访谈法对城市涂鸦文化记忆的建构历程进行了探讨。首先想要了解城市涂鸦的变化,必然要先明确其发展路径和文化形态。城市涂鸦诞生于西方,在西方发展成熟后才正式传入中国,引起一定反响。在城市涂鸦与当地城市进行融合时,必然离不开其原始文化的影响,城市涂鸦落地重庆,在政府、学校、媒体等多方力量的助力下积极参与到当地城市环境和文化的建设,塑造出了当地特色。而重庆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其与城市涂鸦进行融合之际,也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能量。此外,根据环境学派创始人之一哈罗德·伊尼斯的“媒介偏向性”理论,媒介可以分为偏向时间的媒介和偏向空间的媒介,不同偏向性的媒介具有不同的媒介属性,由此建构不同的社会文明和形态。重庆城市涂鸦作为整个城市涂鸦文化的一部分,有着和城市涂鸦一样的媒介使用历程。重庆城市涂鸦在发展过程中主要经历了实体墙面、传统媒介和网络媒介三个阶段,并且相互之间并非取代而是逐步叠加甚至平行发展的关系。按照哈罗德·伊尼斯对媒介时空属性的划分依据,这三种媒介各自具有不同的时空偏向特性。城市涂鸦的实体墙面媒介属于偏向时间的媒介,传统媒介则是偏向空间的媒介,网络媒介是趋于空间极限下的时间偏向的媒介。不同的媒介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记忆结构和模式。实体墙面、传统媒介、网络媒介分别在城市涂鸦文化记忆的建构过程中起到聚合、扩展和去中心化的作用。同时,某一媒介内容想要利用某一媒介工具必然也要有与之适配的媒介特性,不论是重庆还是城市涂鸦在时空维度都有着各自的特色和延展性,这是重庆城市涂鸦得以在不同阶段利用不同形态的媒介实现发展延续的关键之一。最后,本文从传播载体形式的变化、传播载体空间的延展和传播载体功能的强化三方面分析了媒介变迁对重庆城市涂鸦文化记忆建构产生的影响。重庆城市涂鸦的传播载体和整个城市涂鸦发展历程一样,都经历了口语媒介、电子媒介和数字媒介时期,由此建构了重庆城市涂鸦不同媒介时期的口语媒介记忆、电子媒介记忆和数字媒介记忆。另外,媒介技术的不断突破实现了空间维度的延展,让信息得以跨越地理界限传播至更为广阔的空间。重庆城市涂鸦伴随技术的突破得以充分发挥其传播性和分享性,实现了城市涂鸦地方文化记忆到国家文化记忆再到世界记忆的突破。最后文化记忆想要延续和发展的关键之一便是获得保存和延续的可能性。随着传播载体生产、传播、存储功能的不断强化,城市涂鸦文化记忆留存的时间长度和延续的可能性也在进一步提升和增强。伴随媒介技术的更替,哈罗德·伊尼斯的“媒介偏向理论”也在持续发展和完善,而在此前,鲜有学者关注到这一理论视角与城市涂鸦文化记忆建构之间的关联。另外,重庆城市涂鸦自出现便综合利用了实体墙面媒介、传统媒介、网络媒介,相当于广泛参与到媒介的发展历程当中,通过从媒介偏向理论探讨重庆城市涂鸦文化记忆的建构情况,一方面可以探讨重庆城市涂鸦文化记忆建构的模式,为其寻找更好地发展路径提供一定支持,让其在城市建设和文化传播当中发挥更好的作用。此外重庆城市涂鸦在当地文化创意产业建设中的破圈经验,也能为我国各地文化创意产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一定经验;另一方面,这样的探索也有利于分析媒介偏向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