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以语义分析为基础,探讨了历史“证据”的内涵。在对以往历史证据研究的文献进行梳理的前提下,通过对“证据”一词的语义历史、实证历史学家们的具体工作规程,以及柯林武德的历史证据观念的研究,本文认为：至少在历史领域中,证据以物质(证物、证人,以及陈述句子形式的证言)的形式呈现在历史学家面前；以观念的形式出现于历史学家等求证者们的心中；而在历史学家们之间,以及历史学家与非历史专业人士之间,彼此交流证据以确定历史真理的时候,证据以语言或其他符号的形式出没。物、观念与符号,都是我们从某个角度观察到的证据。证据本质上是物、观念与符号三者在与人们的认知框架紧密结合后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整套工作程序的结果,是历史性的产物。证据无论作为物、观念还是符号,都属于特定的情境,针对着特定的问题,它是变化着的。证据的普适性定义,或许可以在证据概念的使用中寻得。没有使用就没有定义。本论文由引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在引论中,主要阐述本论文的选题意义、研究范围以及研究的方法论与思路,并讨论了以往历史学家们与历史哲学家们关于历史证据的思考,按照时间顺序,从实证与理论两个角度分别梳理了相关文献与观点,为我们的文本研究提供参照正文分为三章,分别以证据之语义三角的语词符号、外在事物与内心观念等各一端为主,辅以作为证据概念之要素的认知框架,来进行论述：在第一章中,我们从历史入手,追溯了证据一词在中西语言中的历史变迁,集中讨论了以语言形式出现的符号化的证据。作为一个语词,证据在中西语言中表达着不同的意思,并且在历史的变迁中,其语形、语义、与语法都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从来就没有什么永恒固定的“证据”词语。但确实在历史演变中,在人际交流中,证据逐渐偏向指称外在的可见的事物,从而辅助人们能够在统一的外在事物基础上实现有效交流,不过,中文更强调指称的行为(证明活动),而西文更注重指称的性质(明显性)。对于今日的中文“证据”一词而言,其负载的意义因西方思想的渗入,而主要以可见事物为主,中西语言在指称外在事物上基本达成一致。不过,从历史演变来看,证据有着各种表达形式,在不同的情境中被灵活使用,语义也有着适用差异,从而证据的特点之一就是情境性,证据是什么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证据(符号)如何使用(指称与表达)的问题。在第二章中,我们分析历史证据一词的历史领域的、历史学规范的和历史性的三重意义之后,深入到实在论的实证史家们的工作流程中,考察了实证历史学家们操作中的历史证据。我们认识到,历史学家们总是在一定的认知框架下进行历史认识活动的,从而证据的一个要素就是认知框架。相当一部分历实证史学家是把历史视作一门包含了主观因素的假设-演绎式科学。在这种历史科学架构下,在考证的程序中,材料和事实交替被作为证据,并且随着从考据程序情境转换到言语交流情境,证据也嬗变为语言层面的论据,其确定性的性质也转化为可信性与可接受性,从而在人际交流中,确定性的独立真理极易转化为公共认可的一致意见。在第三章中,我们重点考察了柯林武德的历史证据思想,试图从观念层面揭示证据的历史性。柯林武德在问答逻辑的认知框架下展开历史证据讨论。历史知识是问与答的结合,是一种情境下的产物。问答逻辑本身又是随着预设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本身并非绝对固定的。在这种动态的认知框架下,证据作为针对心灵之特定问题的产物,是心灵赋予外在事物的一种属性。任何事物只要进入到历史思维中,就可以成为证据。在历史思维中,历史证据随着历史学家思维能力和解释原则的变化而变化,并因不同的历史问题而呈现不同意义、担负不同功能,从而始终处于一种历史状态。在结语部分中,我们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我们关于历史“证据”的初步研究结论,明确提出了证据的语义三角关系,并且指出只有认知框架与三角中某一端的结合,才能造就我们在历史研究中所指称的证据。由之,将语义三角与认知框架结合,提出证据概念的语义三棱体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可以从技术程序与真理界定两个方向上,从认识论转向本体论,展开对证据的下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