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层空间具有特殊的法律地位,对外层空间的探索和利用关系着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基于其特殊性,外层空间法律制度紧随人类外空探索活动的开端而产生,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形成了专用于外层空间的五大条约,对国际法的成熟具有重要意义。其显著特征在于产生了区别于一般国际法部门的责任制度,形成了《外空损害责任公约》下以“发射国”为核心主体、以损害赔偿责任为主要内容的责任分配链条,构建起了早期外空责任的法律框架,维护了上世纪美苏争霸格局下空间利益的相对均衡。截至2021年1月1日,已有98个国家成为《外空损害责任公约》的缔约国,另有19个签字国,这些情况充分彰显了公约的当代价值。外空活动的商业化始于上世纪中期,发展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繁荣于近十年。一大批商业航天公司的出现是国际航天活动市场化的结果,它们拥有和发射新型航天产品、改变了旧的外空合作模式,极大地冲击了上世纪外空活动秩序,在责任方面尤为突出。因此,本文着重对新背景下《责任公约》的适用问题及其成因进行了探究,以外层空间活动的商业化为背景,以新的国际航天环境为视角,分析由商业化带来的航天活动损害赔偿责任新问题。一是随着私人航天力量崛起,以国家为主体的航天活动转为多主体并存的航天活动,以“发射国”为核心的责任主体认定机制暴露出诸多落后之处,不适应商业公司市场化行为中发射国认定的多样性。商业航天公司由提供产品发展为提供服务,使一部分航天器及其所属项目直接由私人所有并控制,与外空条约法体系建立的国家责任制度之架构出现了割裂,引发了诸多主体认定问题。二是在《责任公约》的双归责原则机制下,受商业公司多样化新型航天活动的直接影响,在确定主体承担怎样的责任——即责任的归结方面出现的新状况。软法规则的兴起带动了过失责任原则的活跃,尽管法律效力与法律拘束力之间的差异性制约了利用软法推动外空过失责任原则广泛应用的进程,外空软法时代的责任归结方案仍有望被重塑。三是在涉及上述责任分配与落实等的环节中,由于私人实体的深度参与以及航天国家之间的利益纷争,以仲裁为主的争端解决法律方法是否有效的争议。仲裁规则是国际社会对外空责任现实问题进行反思的产物,但其诞生后的十年中,没有一方援引该规则要求进行外空争端仲裁。这既是后软法时代外空法治弹性化的反映,也是外空法律责任体系难以落到实处的典型表现。从国际法的横向维度看,外空损害是在国际法、外层空间法、国家责任等交叉范围内的,既涉及到国际损害责任,又涉及国际法主体问题,是国际法范畴内的问题。从责任承担的纵向维度看,它关系责任的认定、归结与落实等上下衔接的环节,是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法律责任问题。针对商业航天活动带来的这些新问题、新情况,国际社会应当以更为积极和包容的心态参与外空法治的软法化建设。商业航天活动中的国家角色必须在国际法层面通过明晰公约中“发射国”的核心概念来加强,由公约的创新性适用带来的损害责任赔偿争议可以依托外空专门仲裁规则和仲裁机构得以协调。对中国而言,商业航天市场潜力无限,是当前由航天大国迈向航天强国的一个重要蓄力点,更应重视航天私有化带来的国家责任风险。面向国际,中国在外空领域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外空软法化建设上不断贡献着中国智慧;立足航天大国,中国始终以国际法和空间法的各项原则为外空活动法律底线,在迈向航天强国的征程中发扬不畏挑战、合作共赢的中国航天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