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号布令以来,全面深化改革蹄疾而步稳,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作为改革征程的“重头戏”,国有企业已经迈入向纵深推进各项改革的关键阶段。其中,兼顾公平与效率的薪酬制度改革,成为企业提质增效、高速发展的活力来源,近年有关薪酬激励的研究也从绝对薪酬向相对薪酬拓展,薪酬公平逐渐成为一大研究热点。薪酬公平源自薪酬比较,可以分为体现“薪酬结构”的内部公平和体现“薪酬水平”的外部公平,对企业高管的心理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根据比较结果对高管心理感知产生的不同作用,又可进一步划分为有利的不公平(正向不公平)和不利的不公平(负向不公平)。有利的薪酬不公平相当于给予高管效果更强的显性激励,有助于调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不利的薪酬不公平则可能引起激励不足,刺激高管以权谋私,超额在职消费便是攫取私利的途径之一。因此,对于需在深化改革中通过提高自身创新力争创一流的国有企业来说,显性薪酬的内、外部公平性如何改变高管对超额在职消费的态度,进而影响其决策行为,尤其是创新决策甚至是企业最终的创新行为,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和研究价值。本文以前人研究为基础,以2009-2017年实际控制人为国有性质的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通过实证分析检验高管薪酬内、外部公平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并探究高管薪酬公平是否能通过超额在职消费对企业创新产生影响,同时进一步结合“双重管制”,考察政策实施效果,为支持新时代国有企业不断深化薪酬制度改革,有效提升发展质量提供实证依据。研究结果表明:(1)无论是高管内部薪酬比较还是外部薪酬比较,正向不公平都可以有效提高企业创新投入水平和创新产出质量,负向不公平则造成创新投入的削减和创新产出的下降;(2)高管薪酬内、外部负向不公平引起超额在职消费水平增长,外部正向不公平则对超额在职消费起到抑制作用,令人意外的是,内部正向不公平同样会增加超额在职消费;(3)超额在职消费在高管薪酬公平与企业创新之间发挥中介效应,内、外部薪酬负向不公平均会抬升高管超额在职消费水平,阻碍创新活动顺利开展,对于正向不公平,超额在职消费发挥的中介效应方向有所不同,有利的内部不公平引起超额在职消费攀升,有利的外部不公平限制超额在职消费行为,二者均对创新投入产生积极影响,对创新产出无显著作用;(4)“双重管制”之下,超额在职消费的中介效应发生改变,相关政策的实施削弱了超额在职消费对货币薪酬的替代作用。因此,国有企业务必考量薪酬内、外部公平对高管管理行为的影响,有效激励高管增强创新意识,承担创新责任,为企业未来发展贡献力量。本文从高管薪酬公平出发,既考虑内部公平又关注外部公平,兼顾显性薪酬和隐性收入,同时结合“双重管制”的相关政策,为企业重视薪酬公平、提升创新业绩提供部分实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