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风险普遍存在于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之中，严重影响银行的稳健经营和持续发展。国有商业银行是我国银行业主体，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巨大.在“太大而不能倒”的理念支配下，政府扮演“最终债务承担人”角色，国有商业银行扩大信贷规模、从事高风险投资获取高收益的动机较为明显，银行的决策者或各层面人员为实现短期经营目标而对银行长期利益目标的损害、银行从业人员利用职权牟取个人私利等道德风险问题较为突出。国有商业银行对道德风险控制的软约束，越来越成为不良贷款、银行案件等金融风险产生的重要因素。因此，研究国有商业银行运行中的道德风险治理问题，不仅对银行经营绩效和长远发展有着重大影响，而且对维护金融稳定，确保金融安全运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研究的道德风险，是指国有商业银行各级机构及其各类经理人（决策层、管理层和一般工作人员）在不完全承担风险后果时，为最大限度增进自身效用，从而做出有损国家金融资产安全的行动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一旦变成现实性，就会发展成为银行操作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法律风险，乃至金融腐败和犯罪.这些金融风险是银行道德风险显性化的结果，但不是道德风险本身存在形式.　　 一般来说，商业银行道德风险产生的内在动因是商业银行及其代理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机会主义动机，信息不对称、不完善的银行制度及由此产生的不完全契约是商业银行道德风险产生的外在条件。此外，不良的道德习惯、信用文化等也为商业银行道德风险提供滋生的温床。商业银行道德风险诱发不良资产，滋生金融腐败，甚至引发金融危机，对微观主体和宏观经济都产生了较大的危害.因此，世界各国十分重视防范和控制银行道德风险问题，并在银行自控、政府监管、市场纪律和文化约束等方面形成一些有益的治理经验。　　 本文以信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契约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为理论基础，对中国国有商业银行道德风险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商业银行道德风险较为隐蔽，也难以计量.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中国国有商业银行道德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有金融过度扩张、风险掩饰与推迟、经营管理行为短期化、偷懒和非生产性消费等。经济转型期间，我国存在许多加剧道德风险产生的制度性问题，如国有股权所有者虚位、银行公司治理薄弱、政府隐性担保、社会信用缺失等，由此导致中国国有商业银行道德风险的四大制度特征，即产权主体缺位孕育银行道德风险、公司治理缺陷滋生银行道德风险、银行安全网缺损助长银行道德风险和信用制度缺失诱发银行道德风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努力化解国有商业银行滋生道德风险的制度性因素，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仍然存在银行家选拔任用机制行政色彩浓厚、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人格化的产权主体缺乏和政府隐性担保等问题，表明道德风险治理机制尚不健全，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本文从经理人信贷风险掩饰和推迟视角，对国有商业银行道德风险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构建一个简单的银行经理人信贷风险掩饰和推迟行为分析模型的基础上，本文以国有商业银行贷款质量迁徙和行长变动的相关数据，以及贷款质量现场检查的案例，证明了银行经理人存在明显的信贷风险掩饰与推迟行为，实证分析了国有商业银行道德风险，验证了国有商业银行道德风险的成因，并为国有商业银行道德风险治理提供有益的启示。特别是通过贷款质量迁徙与行长变动的相关性分析，从一定意义上讲，填补了我国商业银行自身道德风险量化实证研究的空白，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在总结、归纳商业银行道德风险的国际治理经验，梳理和总结中国国有商业银行道德风险的治理实践的基础上，本文设计了中国国有商业银行道德风险的特性治理、共性治理和严防显性化的“二性一化”治理框架，其中特性治理是重点，共性治理是基础，严防显性化是补充.从特性治理看，针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道德风险的特殊成因，从积极培育职业银行家、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强化国有商业银行产权约束、健全审慎的保护性银行监管等方面，提出了国有商业银行道德风险的重点治理方式、方法。从共性治理看，借鉴商业银行道德风险治理的国际经验，从银行自控、政府监管、市场纪律和文化约束等方面，提出了国有商业银行道德风险的一般性治理举措。从严防显性化看，操作风险是银行道德风险显性化的直接体现，加强国有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与监管，有利于防范和控制国有商业银行道德风险。特性治理、共性治理属于“疏”，严防显性化属于“堵”，三者相互作用，相互配合，共同服务于降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代理成本与提高道德风险治理效率的需要，并以此来实现商业银行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最大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