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萨默塞特·毛姆被认为是“20世纪用英语写作的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然而，他一生都没能在西方获得归属感。对西方文化的疏离、对东方文化的向往，使他踏上了远东之旅，足迹所至遍及印度、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等国。毛姆不只是纯粹的观光者，他在旅行消遣的同时，为自己搜集写作素材，从异国风光和异质文化中寻找创作灵感与心灵慰藉。因而经常可以从他的作品中看到东方文化与哲学思想的影子，东方的风景、习俗、浪漫故事都成为他营造异国情调的工具。　　本论文以毛姆的三部东方题材小说《月亮与六便士》、《面纱》、《刀锋》为研究对象。选择这三部作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三部作品的主人公都经历了以西方为起点，从厌恶西方文明转而投向东方的怀抱，在东方取经成功后又回归西方的精神探索之路;（二）三部小说一经出版，都成为畅销书并都多次被改编成舞台剧或电影，说明它们深受西方读者和观众欢迎。　　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本论文不再把重点放在毛姆“怎么样”塑造东方形象，尤其是中国形象，本论文重点阐释毛姆“为什么”把东方作为其主人公精神探索的理想地，并在其作品中融入大量的东方元素。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及接受美学理论，重在揭示形象塑造者的创作动机和文化需求，从而得出结论:毛姆并不是单纯地颂扬东方，他的主要动机是利用东方文化以改良自身不足，并利用东方以吸引更多读者。毛姆并没有逃出殖民主义的藩篱，但是他并没有以一个殖民主义者居高自傲的眼光一味排斥东方文明，而是主动客观地剖析自身不足，身体力行地探索并借鉴异域文化。其审己察彼、共生互补、积极利用他者文化的尝试，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更具有现实意义。　　本论文共四章。第一章为绪论。该章简要介绍了毛姆，作为西方文化的“局外人”，他常常反省西方文化，审视异国文化。该章还综述了前人对毛姆及其作品的研究，提出本论文研究视角的可行性，说明了本论文的主要内容。　　第二章通过分析主人公的精神探索之旅，旨在说明毛姆虽表面上赞扬东方文化，但实质上是利用东方文化以补救西方的精神堕落。毛姆把东方看作映射西方问题的明镜和解决西方问题的良方，他对东方文明的利用是多方面、跨地域的。三部作品通过主人公的精神朝圣之路分别反映西方工具理性、精神瘫痪及物质主义对真善美的侵蚀，同时也将远东的原始主义、中国道家哲学以及印度宗教看作医治西方弊病的良药。东方是毛姆补偿自身缺憾的理想地，也是他发泄不满、寄托希望的救赎地。而西方才是其最终的归宿地。这说明尽管出于对西方文明的忧虑和对东方文明的热爱，毛姆给予东方文明以极高的评价，仍不能忘记毛姆的初衷是为了发掘东方文化中可利用的价值，并利用东方文化满足自身的文化需求。因而毛姆并不是单纯地歌颂东方文化，三位主人公最终都回归西方，并决心将自己在东方所得贡献于西方社会的事实，最好地证明了文化利用才是毛姆的终极目的。　　第三章结合接受美学理论，揭示毛姆虽不惜笔墨地描写东方，实质上是利用东方以满足西方文学消费者，从而获取商业利润。在20世纪上半叶西方世界阴云密布、危机重重的年代，毛姆这三部作品中着力描写的美好、奇特、浪漫而又充满异国情调的异域，正迎合了西方人的“审美期待”，因而其轰动效应可想而知。另外，在人物塑造方面，毛姆一反大多数现代派作家对“反英雄”人物的偏爱，这三部作品都塑造了在东方文明中成长起来的模范人物:不为物役、崇尚原始的艺术家斯特里克兰德;独立而又忠贞的理想女性凯蒂，平复了战后创伤、重获内心平和的士兵拉里。这三位具有东方特质的主人公分别为当时受唯美主义运动、女权主义运动、以及战争冲击的西方人提供了可以效仿的榜样。小说中人物的处境与挣扎容易引起读者的移情，以人物为榜样，并随之效仿。　　第四章为结论。总的来说，毛姆对东方采取的是“为我所用”的态度。毛姆虽没摆脱殖民主义的影响，但他这种积极利用他者文化的成功尝试值得反思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