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学术界对现代性进行反思和批判的人很多，本文以鲍曼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作为主题。他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是独特的，其独特性首先表现在他选择通过对大屠杀的分析切入现代性批判。而他对现代性的批判暗含了他对个体道德的反思。　　鲍曼认为，代表矛盾性的犹太人以其“三棱镜”状态“骑跨在屏障之上”，被西方世界认为是花园中的“杂草”般具有不协调性，其存在即是对秩序的确定性和齐一性的破坏。而近代启蒙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所设计、建构和推行的社会政治秩序都是以理性为精神支柱，现代国家作为话语权的控制者和暴力机器，致力于设计一套尽可能完美的管理秩序，力图消除威胁秩序的矛盾性。因此犹太人被清洗是启蒙以来现代性的一个难以避免的结果。作为现代性的产物:科学技术成为文明的野蛮的帮凶，道德在工具理性下被法律压抑。通过官僚体制的运用，使社会距离产生非人性，由此压制个体道德的自由意识。　　对鲍曼而言，“大屠杀”并非只是犹太人的民族悲剧，也不仅是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事件，而是现代性与文明化进程中的潜在可能性使然。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在鲍曼那里，“大屠杀”已经不再是一个事件，而是现代性展开过程中赋予现代社会的一种悲惨结果，是现代性的宿命。所以，“大屠杀”是鲍曼现代性批判理论中一个值得分析的一般性概念，而不再是一个描述具体事件的词汇。　　本文将从鲍曼对大屠杀的分析入手，对其现代性理论进行分析，剖析他关于现代性理性与个体道德沉沦之间关系的思想。结合与他者接近以重塑伦理场景，以政治多元主义维护伦理场景的理论探析，作为鲍曼意图拯救现代人道德的新伦理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