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农村家庭在红白喜事方面的攀比之风愈演愈烈,与之对应的是,人们收到的请柬越来越多,送出去的红包越来越重,礼金支出呈现“支出频繁,支出金额大”的特点。现有关于礼金支出与农户消费关系的研究,其焦点主要集中在礼金支出所反映的社会网络对家庭消费所发挥的正面功能,还有部分文献认为礼金支出能代表家庭的社会地位,因而受到家庭的重视。本文认为,现有关于礼金支出与农户消费的文献几乎都忽略了以下四个问题:第一,家庭的消费偏好可能并不是彼此独立的,即消费有外部性。许多国内外文献表明,富裕家庭的炫耀性消费会对其他家庭产生示范效应。近年来,农村婚丧嫁娶仪式规模越来越大,档次越来越高,或许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第二,收入不平等持续扩大会通过地位寻求动机影响家庭的决策。收入分布的改变意味着部分家庭的相对收入下降了,为了维持现在的社会地位,这些家庭在红白喜事上会努力效仿更富裕的家庭。由此,人们收到的请帖越来越多,礼金也越来越重。第三,消费低迷是结构性低迷,并非整体低迷。第四,礼金支出对农户消费可能有二重效应,既有促进作用,也有挤出作用。本文从中国实际出发,首次基于收入不平等和非独立消费偏好双重视角,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微观面板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对我国农户礼金支出居高不下以及农户消费持续低迷的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论文的主要工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针对农户礼金支出是否具有地位属性进行研究。本文首先建立农户主观社会地位评价的有序logit模型,界定了礼金支出、与礼金支出密切相关的婚丧嫁娶支出(1)、以及消费支出对于农户主观认知而言是否具有显著的地位象征意义。实证结果证实礼金支出对于农户而言并不具有显著的地位象征意义,而婚丧嫁娶支出及消费支出均具有显著的地位象征意义。由此,本文进一步从收入不平等的角度进行探究。其次,针对农户礼金支出占比居高不下的原因展开研究。收入差距扩大可能是农户礼金支出占比居高不下的一个主要原因,本文尝试探析收入差距扩大促进农户礼金支出迅猛增长背后的微观机制。在实证过程中,区分了反映个体非独立消费偏好的两种效应:地位寻求与从众效应。还建立了负二项分布的计数模型研究了参照组婚丧嫁娶支出水平对农户礼金份数的影响,建立面板数据的Tobit模型研究了参照组婚丧嫁娶支出水平对农户礼金金额的影响。最后,针对礼金支出对农户消费的影响展开研究。收入差距扩大促进了农户礼金支出的增加,而礼金支出对农户消费可能产生二重效应,本论文在回归模型中引入农户礼金支出在参照组内的累积分布值以识别礼金支出对农户消费的促进作用,引入参照组礼金支出水平占家庭纯收入的比重来识别礼金支出对农户消费的抑制作用。由于礼金支出与家庭消费可能存在相互影响,所以消费模型中礼金支出可能是内生变量,而参照组礼金支出水平是参照组内家庭礼金支出的算术平均值计算而得,所以参照组礼金支出也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为此,本文寻找了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参照组婚丧嫁娶支出水平,从而很好地解决了消费模型中内生解释变量的问题。论文的实证研究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农户礼金支出并不具有地位特征,反映的是“随大流”的从众(conformity)效应。而与礼金支出紧密相关的婚丧嫁娶支出则是地位性支出。第二,农户礼金支出占比居高不下的深层根源是收入差距的扩大。其背后的机制是,收入差距扩大引发农户在自家红白喜事场合进行攀比,而婚丧嫁娶支出行情的攀升不仅直接导致农户自家婚丧嫁娶成本提高,更引发了份子钱的连锁效应:“支出频繁,支出金额高”。第三,收入差距对农户礼金支出、婚丧嫁娶支出均有促进作用。第四,礼金支出对农户消费既有促进作用,又有挤出效应。第五,礼金支出对中低收入农户消费的挤出效应最强,而对高收入农户消费的挤出效应并不显著。本文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创新:第一,基于收入不平等和非独立偏好双重视角研究我国农户的礼金支出行为,证实收入差距扩大是近几年我国农户礼金支出持续攀升的深层根源;第二,本文提出了连接收入差距与农户礼金支出的一个微观机制:收入差距扩大引发农户在婚丧嫁娶仪式场合的地位攀比进而导致礼金支出份数频繁且支出金额大,从而为我国农村居民高礼金支出的现象提出新的解释;第三,针对经典的均值模型难以区分地位寻求和从众效应的困境,本文提出了新的识别方法。并识别了礼金支出体现为从众效应,纠正了现有文献中将礼金支出定性为地位性支出的误区;第四,消费模型中引入礼金支出的累积分布值以厘清礼金支出对农户消费有二重效应,并解决了消费模型中参照组礼金支出水平的内生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