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9年开始,随着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推出,美国向世界市场释放了过剩的流动性,市场上过剩的美元推高了大宗商品价格。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不断高涨的同时,一方面由于我国投资需求的旺盛,对国际石油、铁矿砂等原材料的进口量不断增加,使得通货膨胀由国际贸易途径传导至我国；另一方面由于对人民币升值预期,国际游资在大宗商品市场以及货币市场流动,使得通过膨胀由资本途径传导至我国,引发了新一轮的输入型通货膨胀。本文首先从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定义入手,阐述了输入型通货膨胀的概念内涵与基本特征。接着推导了输入型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结构论和货币论的模型,其中结构论模型选择的是斯堪的内维亚模型,而货币论模型则选择的是国际收支的货币分析法,通过模型推导找到输入型通货膨胀的两条传导途径。在确定了输入型通货膨胀的两条传导途径之后,本文分析了每条传导途径作用过程,之后引入数据对传导途径中的各个影响因素进行了样本分析,筛选出我国新一轮通货膨胀的影响因素。确定了新一轮通货膨胀的影响因素,本文运用VAR模型,对2009年至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做了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国际贸易传导途径作用明显,但反应时滞长；二是资本传导途径反应迅速但是作用不明显；三是人民币升值在本轮输入型通货膨胀中并非主要推动因素；四是外汇储备和货币供给依然是影响通货膨胀水平的最主要因素。在本文的结尾,针对通过理论推导和实证分析得到的结论,作者归纳了本轮输入型通货膨胀的主要特征,指出了输入型通货膨胀对于我国经济的各种不利影响,并针对各种影响因素作用大小和影响时间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本轮输入型通货膨胀虽然随着CPI的回落暂时告一段落,但是由于世界市场各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大宗商品价格的稳居高位,我国依然要从制度上和政策上防止输入型通货膨胀再度流入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