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是人们了解世界的窗口”,“窗口展示的视野取决于窗口的大小、窗格的多少、窗玻璃的明暗以及窗户的朝向是迎着街面还是对着后院”。塔奇曼这个形象的比喻是要说明新闻是被生产出来的,它受制于一定的“框架”,“媒介现实”不是真实的现实,而是媒介组织“制造”出来的现实。但是,那又怎么样昵?问题在于我们似乎无法摆脱依靠媒介的“制造”来了解现实的“宿命”。所以,在揭开“媒介现实”建构和结构之谜的基础上,能否进一步思考如何使新闻生产更加“合理化”,让媒介产品更好地满足社会的需要呢?本论文运用知识社会学的方法来考察新闻生产及其产品。但是,我们并不打算全面考察那些影响和制约新闻生产的“存在”因素,而是集中考察和分析其中的几项重要“社会权力”因素。目的是想通过这种考察和分析,来寻求建立一种更好的“人们能够得到良好信息”的新闻生产关系。我们吸收了福柯、布尔迪厄、吉登斯等学者关于“权力”的一些基本思想,特别是权力的分散性、生产性、可转换性(不是暴力夺取)以及“控制的辩证法”等,分别将政府(执政党)、市场、媒介视为不同的“社会权力”主体,考察它们在我国新闻生产中的实际作用和影响及其相互关系,并试图通过另外引入以学界和各种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公共权力”,来建构一种更为“理想”的新闻生产的“制度空间”。所以,本文的“社会权力”不同于政治学或法学界对权力所进行的分类,它只是对上述影响新闻生产的几种重要社会“力量”所做的一般性描述。舒德森在回顾西方新闻生产研究的各种理论取向后批评说,“它们既缺乏历史视野也不谙比较研究”,“媒介研究的动机通常是在缺乏比较视野的情况下构想出来的”,在他看,新闻生产研究中的这种缺陷“也一定损害了其作为社会科学的长期价值”李金铨也认为,“英美的媒介政治学家通常漠视比较的视野,他们的理论架构孕育于工业先进和政治稳定的富裕国家,无法完全解释第三世界复杂而曲折的经验。”本文立足当前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特定语境,关注媒介、媒介机构和新闻工作者如何在各种社会力量的作用下,以及在和这些力量的相互作用中从事新闻生产,建构“媒介现实”。在对上述作用和相互作用的分析过程中,我们也会对这些力量的形成和变化做必要而简洁的历史扫描,以期发现它们的理路和走向。但是,我们的根本目的不在揭开中国“媒介现实”的建构和结构之谜,而在通过检视那些影响新闻生产的主要社会力量,寻求一种适合中国国情、有利于新闻生产的“专业化制度空间”。在“新闻生产的中国‘语境’”一章,我们从“准入制度”和“政治家办报”两方面论述中国新闻生产的“语境”特点,认为它们从“外”(制度)到“内”(观念),安排着新闻生产的基本要素,设置了新闻活动的基本前提。但实践是发展的,因此“语境”也是变化的。改革开放30年来,传统新闻观念和体制与社会实践的冲突随处可见。也正是在这些冲突中,我们看到了新闻生产关系发生的一些微妙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方式和产品内容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所以,我们的基本观点是:这种表现在“制度”和“观念”层面的语境特点,并不只是一种作为“机械结果”的控制性力量,左右着新闻生产者及其生产过程,像许多媒介政治经济学者和文化批判学者认为的那样;也不是一种无碍于新闻生产者及其生产过程的可有可无的“背景”或“底色”,像一些多元自由主义学者和解释社会学者所做的那样。我将新闻生产的中国“语境”作为这项研究的出发点,同时也将“语境”变化过程中所体现的这种内在逻辑作为整个研究的思想方法。它们支持着我对一些深藏着的“根本关怀”的憧憬和乐观。从具体新闻生产着眼,我国媒体与政府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与各级党委宣传部门的关系,即与执政党的关系中。第三章“宣传管理”从“学习运动”、宣传通知、“命题作文”等方面,集中讨论我国宣传管理中的一些主要方法。但我并不打算系统梳理这些方法的种类,或者详细描述它们的实施过程。我的目的是分析这些方法作为新闻生产“统治技术”的成因,进而揭示它们如何与“自我技术”一起参与新闻生产,发挥实际作用。我们用从米歇尔·福柯那里借来的“统治技术”来描述影响媒体及其从业者并作用于新闻生产的各种外部结构性因素;而用“自我技术”来描述媒体及其从业者自身对各种“统治技术”的积极回应(而非消极响应)。并分别把它们与吉登斯的“结构”与“行动”这一对概念勾连起来,认为在具体新闻生产过程中,大量存在的是两者之间冲突中的合作、合作中的冲突,而不是那种要么是“对抗”要么是“合谋”的二元对立关系。正是在这样的复杂关系中,新闻生产的所谓“空间”,或者“临场发挥”中的所谓“场”以及“策略突围”中的所谓“围”,被一次次构筑,又被一次次打破。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生产同时也是新闻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第四章“市场的逻辑”,以马克思关于人类三大社会形态的论述为指导,在对传媒市场化进行社会学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市场逻辑与新闻生产的关系。我们的基本观点是:在传媒市场化过程中,“异化”和“异化”的扬弃实际上走着同一条道路。因此,对传媒市场化做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难免有失偏颇。传媒的历史是整个社会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从社会发展规律看,市场化或许是传媒发展史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积极利用它来发展现代新闻生产力,改造传统新闻生产关系,努力限制其“异化”程度和范围,以达到最终超越它的目的,这才是正确的态度。第五章“专业化追求”,通过分析功能主义和社会互动论关于“专业主义”的不同解释,并结合多项调查结果,认为在当前中国语境下,将媒体及其从业者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认同或追求视为对实际新闻生产中“专业权力”的追求,或者“职业权力的意识形态”的建构似乎更加符合实际。同时我们也认为,媒体及其从业者的“专业权力”之于现代社会是一种“必要”而且“合理”的权力,建构“职业权力的意识形态”自然也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当然,“专业权力”只是现代社会各种权力中的一种权力,媒体及其从业者的“专业权力”也只是各种“专业权力”中的一种“专业权力”;和所有的权力一样,它同样面临着和其他权力的关系问题,并存在一个相互监督和制约的问题。因此,需要构筑一种更加合理的媒介“专业化的制度空间”。我们将这个“空间”设想为由政府、市场、媒体以及以学界和各种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其他社会权力”构成的一种“合力场”,寄希望充分发挥各种“权力”的建设性作用,把每一种力量当作吉登斯所谓“反思性监控系统”,在制度设计层面为其划分界限、设定范围,使彼此间形成“控制的辩证法”,共同推动社会的文明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