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东亚地区最重要的域外大国,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为重要的两个国家,同时中日关系也是东亚地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在21世纪的头三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美国仍将是中美日三国关系组合中最关键的行为体,其对中日两国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三国关系的未来和东亚地区的未来。本文以二战后美国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的演变为研究对象,旨在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美国东亚政策的逻辑与重心及其演变的规律、美国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演变的影响因素、逻辑与重心的演变对美国对日与对华政策的影响。本文指出,美国政府外交决策团队的决策认知——东亚地区观是确立美国东亚政策逻辑的基础；美国政府外交决策团队在实施东亚政策的过程中会伴随着新决策信息的输入而形成新的决策认知,从而导致东亚政策逻辑的转变或修正,相应的政策重心也会同步发生变化；中美关系、日美关系是美国在这一地区诸多双边关系的重中之重,但相对有限的美国外交资源在不同的地区政策逻辑推动下,会投向不同的政策重心,因此使美国的对华与对日政策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和互动关系。本文在对相关理论进行评述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关于美国东亚政策逻辑的认知—决策分析框架。该框架由两个部分构成,第一,决策行为体的性格、价值观和世界观是决定认知形成的首要因素,国际环境是影响认知形成的最重要外部条件；第二,国际环境、政策对象国的能动性和国际危机是推动美国东亚地区认知修正或转变的三大关键因素。本文依据“何种关于政治现象的解读是‘主流’的争论”是总统决策过程的中心要素这一立场指出,总统外交决策团队的成员们“都致力于界定某一问题的本质并为其政策选择寻求认同和支持”。因此,决策团队的集体认知源自于一个互动的过程,在信息被共享和沟通、团队成员尝试着影响其他成员的认知等社会性互动过程中形成决策团队的集体认知。但随着国际环境的变迁、政策对象国发挥能动性和国际危机的综合影响,原来决策团队中那些试图重塑政治辩论以有助于其观点主张的成员便通过宣传、历史类比、树立典型等途径来表达自身的认知意象,从而再次形成决策团队内部的争论。最后,随着足够新信息的输入,原有的集体认知逐步被修正或瓦解,形成新的认知意象,从而导致政策逻辑的修正或者转变。本文运用认知—决策分析框架对美国冷战开始前后的罗斯福和杜鲁门两任政府,冷战中后期的尼克松、卡特和里根三任政府,冷战结束后的克林顿和小布什两任政府的东亚政策及对华、对日政策进行具体的案例分析,从而解读美国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的演变并验证本文观点和分析框架的可靠性。本文最后在对前述五章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对奥巴马政府的东亚政策前景做展望和判断,归纳了论文的理论贡献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