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担当着社会价值取向、人类终极意义的建构和阐释使命。他们常常是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的发动者,他们以一种审视的目光对于过去或现在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道德规范等精神层面的存在进行反思和批判,探讨与阐发新的人文理念,这导致了他们往往较之其他社会阶层更具有激进倾向。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于危难之际,有着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性,他们既吸取西方文化的营养,又秉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二者的冲突、融合铸就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和人格操守,这也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道路。1970年代开始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的社会转型,知识分子作为体现历史、时代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复杂性的代表之一,他们的变动性表现得异常活跃。为此,本论文在大量研读作品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精神实质,结合西方有关知识分子的理论,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各种变化,尤其是公共空间的转变对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气质的影响来论述作家的主体意识的高扬和沉沦;从作品的细读来具体分析知识分子形象的文化和心理内涵;从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整体角度来论述叙事视角的嬗变。第一章,首先,结合中外社会文化的具体语境分析知识分子的身份特征和文化内涵。20世纪以前,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是作为道德主体而存在。一方面,他们以传承道统的“帝王师”自居,自觉肩负释道、卫道、传道和修道的历史使命;一方面,则又恪守“君臣父子”的人伦之道,有着强烈的依附性。西方知识分子则是商品经济和个体私有制度的产物,他们以独立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保持独立思考的姿态和与社会不妥协的批判精神,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其次,简要概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和中国现代文学的总体发展脉络。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协奏将中国现代文学变成了传播新知、启迪民智、改良人生的利器,变成了呼唤和推动社会变革进步的精神先锋,将文学推到了社会生活的前台,它使文学具有了强烈的观念性主题,使文学带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第二章,以公共空间的确立和异化的社会转型现实来探讨作家主体意识的发展流脉。“文革”结束后,公共空间得到了恢复与扩张。知识分子自觉与不自觉地活跃在政治文化中心与大众生活中心,他们具有社会主流意识代言人和民众代言人的双重身份,精英意识得到空前激发。文学成为参与思考社会问题、解放思想的先锋。西方现代派文学再度被引入中国,促使中国文坛涌现出了众多新潮文学流派,如朦胧诗、先锋小说、实验话剧等。1990年代,中国社会向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社会过渡。大众传媒与消费主义思潮形成互动与合谋。物质——感官消费需求日渐在大众的文化生活领域引发了由教化模式向消费模式,由社会活动向个人娱乐的转换趋势,文学的大众性、通俗性,娱乐功能得到强化,公共空间发生异化。同时,功利主义、工具理性大规模侵入学界,大批知识分子不再担当或难以承担起启蒙和引领社会大众的公共性的角色。在艺术追求上,大多数作家往往以自由化、市俗化的平民姿态,书写市俗立场和商业价值的个人体验,颠覆传统、消解中心模式,带来了小说批判精神的退场和市场化写作的喷发。第三章和第四章,具体论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的人格特征和文化心理。以“士”的呈现和精神的消解来把握当代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变化的规律。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相当长的一段创作时期内,作家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并非人们所认为的社会批判者和反思者,也即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的“士”的精神的体现者。他们更多地表现为“道德受难者”的形象,另外一些小说则刻画了“以道自任”的文化传承者的形象和古代“士大夫”的形象。1990年代以后,商品交换法则侵入了人的精神领域,知识分子自我角色选择和价值定位上普遍陷入了一种尴尬、落寞、困惑、焦灼的精神境地。在新写实小说里,理想主义被消解殆尽,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被市民意识取代了,日常生活成为作家的关注对象;王朔小说则对知识分子进行肆无忌惮的嘲讽;其他许多小说均描写了知识分子的欲望追求和由此而来的人格裂变,书写知识分子精神的破产与生命的绝望,构成了对知识分子神性的“祛魅”,表征了知识分子精神的沉沦;“新生代”小说家则全身心地闯入到欲望世界之中,完全认同世俗生活中人的物欲追求。第五章,论述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叙事特征。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叙事基本呈现为“代言叙事”的倾向。小说的叙事者不是作为孤立的个体而存在,而是一种集体性话语的代言人,小说叙事的主要目是为了注释某类意识形态的思想内涵。小说叙事模式的基本结构属于一种“微言大义”式的结构。这一结构的外层是所谓“提炼生活”而得来的故事化情节,内层则是由“典型性”所规定的人物性格的展现过程。而此后,作家通过对主流的文化模式和意识形态中心话语的自觉疏离,完成了文学写作向个人化行动的转向,文学进入了“寓言叙事”的时代。作家不再借助知识分子悲壮命运的展示,为知识分子增加崇高的价值砝码,相反,作家将转型期知识分子主体性的丧失、精神的失语等荒诞化的存在处境放大到极致,以寓言、象征、狂欢化的艺术策略颠覆知识分子的精神理想与价值立场,引发知识分子对自身精神人格缺失的反思与重塑。“寓言化”作为文化转型期离心与向心力的冲突与语言杂多现象的一种特殊表征,体现了大众文化的审美趣味,呈现出崭新的美学风貌。最后,本文认为,在国家步入商品经济社会的时候,科技的发展取代了人文精神的张扬,知识分子也逐渐走到了社会的边缘。这种边缘化的地位虽然剥夺了知识分子作为时代代言人、文化英雄的中心地位,但另一方面这种边缘化的地位恰恰也给知识分子带来了自由的空间。走入边缘也许就是为知识分子重塑自我形象提供了契机。所以,知识分子应该立足自身的现状,正确地对待生存形态和价值形态,永远保持对现实的批判态度和清醒的姿态,走自己的路,建立自己的话语,任何融入庙堂或是走向市场的途径都不是知识分子的真正出路。一个清醒的知识分子必须随时保持一种“自救”意识,永远与现存社会保持一段距离,保持一种自我生成的批判向度,这正是知识分子存在的全部价值和意义所在。知识分子题材小说需要的绝非为欲望追逐疯狂呐喊和对知识分子身份意识无情消解的所谓后现代主义,而是重新承担起知识分子的批判性使命和道义上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