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语言学的研究进程中，语言与人类思维的关系这一古老课题一直是人们研究和争论的重要领域。语言与思维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人类发展之初，是先有思维，再产生语言？还是先产生了语言，才有了思维的相关模式？是思维决定语言？还是语言决定思维？语言与思维这两种复杂的生理和心理现象，是可以相互独立吗？还是二者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同发展的整体？一直以来，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等都普遍关注思维、语言、文化中的相关性问题。语言与哲学是人类文明上下求索历史中两个重要的领域，二者与人类发展的密切程度都体现在同一个媒介之上，这一重要媒介就是思维。思维是语言和哲学可以紧密结合起来的重要纽带和媒介，也是这两个学科领域所共有的重要研究对象。哲学就是研究人类如何利用思维的能力把对自然及现实的思考（即人类的思想）通过一种符号系统（即语言）表现出来的学问。可见语言学与哲学研究的关联程度非常之高。西方哲学研究的中心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第一阶段是对本体论的研究，第二阶段是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的研究，即从研究世界的本源或本体转向研究认识的起源、人的认识能力以及认识方法等等。到了现代，哲学研究的中心又从认识转向语言哲学，认为不论研究存在还是研究认识，都需要首先弄清语言的意义，而对语言意义的研究正是语言哲学的首要任务。语言哲学是一门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其首要任务在于通过语言分析，澄清语词和语句的意义，使我们能以适当、准确的方式使用语言，从而有效地表达思想。到20世纪中叶以后，语言哲学成为西方哲学的主流，也是现代西方哲学中影响最大，成果最为卓著的一个哲学流派。西方哲学研究从认识论，或者说从传统哲学研究转向语言哲学研究，是西方哲学发展史进程中的一场革命，哲学家们称之为哲学的“语言学转向”(giro lingüístico)。“语言学转向”产生的领导人物是德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一生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既“分析哲学”阶段，分析哲学试图以理想语言为探索基础，但这一想法被维特根斯坦自己所推翻，由此进入了他研究的第二阶段，将语言哲学捡回到日常语言中，将语言的实际运用，语言的功能作用作为出发点。他提出了“语言游戏”理论，这一理论强调的是语言是人类生活的一个有机部分。“语言游戏”理论为本文第三章中论述的汉语里名词与动词关系所反映的中国人思维体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语言哲学的探索发展到二十一世纪初，出现了一个颇具影响的关于语言与思维关系的理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既“语言相对论”。维特根斯坦的学说也好，包括现今重要的语言学家，如索绪尔，乔姆斯基，以及“沃尔夫假说”的理论都是深受19世纪语言学大师洪堡特“语言世界观”理论的影响。洪堡特认为语言也是人类的“器官”之一，而且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秉性”，语言本身由民族精神构成，反过来它又积极地对民族精神产生影响。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语言由思维而来，但是对人类精神也产生反作用。在洪堡特对语言的研究中，他对中文产生了特别的兴趣，他觉得在语言的发展历程中，汉语是区别于任何其他语言的一种“极为奇特”的例子。从语法角度来看，汉语貌似是一种最“原始”的语言，但它又自成体系，并发展成一个极为复杂的语言系统，进而造就了一个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中华文明。在洪堡特研究的基础上，萨丕尔和他的学生沃尔夫为研究语言与思维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角度，既举世闻名但又颇具争议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语言相对论”至今都被很多人所批评，认为这一假说并不合理。对于这些反对的说法，我总结了三点不足之处：第一，多数沃尔夫假说的反对者都是西方语言学家，他们几乎只了解西方世界的语言。这就造成了第二点，他们提出的很多例子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只基于西方语言所举的例子，缺乏全面性，也没有代表性，譬如对中文研究的缺失就是一个重要的缺失之处。第三点，对“语言相对论”的片面理解，首先“语言相对论”这一术语并非萨丕尔和沃尔夫所提出，而是由后来的研究者所总结出来的一个术语。“语言相对论”大体可以总结为“强式语言相对论”和“弱式语言相对论”两种，前者主张语言制约并决定人类思维，后者主张语言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思维和人类精神。而相对论的批判者每每都是强调“强式语言相对论”的不合理性。本文的分析都是以“弱式语言相对论”为基础，既论证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类思维，而人类精神的差异性也体现在不同的语言之中。在第三章中，我从语音、语义、句法和语用四个方面对西班牙语和中文进行具体的对比分析，来证明“语言相对论”的合理性。首先从语音角度，对元音/i/和唇（齿）音的使用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人类的语言并非是“随意的”，“偶发的”，语言确实是可以反映人类的思维和精神。第二，从语义角度，主要从两种语言亲属称谓差异和中文的汉字两个方面来分析，特别是汉字的特点体现出的语言反映客观现实，并可以对客观现实进行分类的属性，来证明语言对思维的影响。第三，从句法角度，主要分析了两种语言中同音字现象的特点和差异，以及语法关系中限定和被限定成分的差异，和这些差异所导致的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行为方式以及民族性格方面的不同。中文的语法特点要求说话人和听者自己去添补一系列中介概念，而这等于要求精神付出更多的劳动。也就是说在语言使用中，精神必须弥补语法所缺的部分，这就影响了东方文化内敛的特性和西方文化外向特点的形成。另外限定词和被限定词语序的差别也造成了中国人和西方人说话模式的不同。最后，从语用角度，重点分析了汉语中名词动词的密切关系，词类活用现象以及汉语中“主题主语”的语法现象，从语言相对论角度来看，这些语法现象，都体现了汉语的灵活性和追求“经济性”原则，对语言使用者的思维和精神也造成了重要的影响，造就了中国人灵活，智慧的民族性。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人的智慧是在人类的所思所想（即思维）通过人们的所言所说（即语言）而产生的外化反映，并影响和指导人类的所作所行。从汉西的具体对比中，特别是对汉语语言特色的研究中可以看出，语法确实存在于说话人的精神之中，并在切割和构造句子的过程中显示出来。一种语言的语音、词的使用和语法结构是语言使用者思维的反映，也会对语言使用者的精神、思维甚至民族特性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语言相对论也是语言对比研究中一个有实用而不可忽略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