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中国古老文化传统的瑰宝,也是儒家经典之一,具有极高的社会历史地位,因此长期以来引无数译家竞折腰。各大中外名家的译本为中华古老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可行的途径。然而同样是《诗经》英译,各译家的译本却彼此之间大相径庭。理解是阐释的前提,不管什么类型的翻译,都涉及对原文的理解和解释。因而作为一门关于理解与解释的科学,阐释学与翻译有着不解之缘。现代阐释学认为,翻译就是理解和阐释的过程。在文学翻译中,阐释学既是一种文本分析的方法,同时也是一种理解艺术形式和解释隐含意义的过程。哲学阐释学的代表人伽达默尔认为,任何理解都是一种具有时间体系的评价,没有绝对的客观性认知。一部作品中原作者的意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看待原作品的意识。理解是历史的,且带有偏见性,而这种“偏见”又构成了个人的“视域”。理解活动就是个人视域与原著视域的融合,文学翻译就是译者与原作者通过文本的相互沟通与对话。本文尝试以伽达默尔关于“理解的历史性”和“视域融合”的主要观点为理论依据,对《诗经》的三个英译本(韦利、庞德、汪榕培与任秀桦的译本)进行对比研究。分析三位译者各自对于《诗经》的历史性理解,包括社会历史背景与个人经历使译者产生的个体偏见,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翻译策略。然后通过实例来比较三者与原作者不同的视域融合,从而揭示同一原文不同译本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理解的历史性。因此,“终极译本”永远不存在,文学作品的重译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