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大公报》是民国时期湖南地方报刊中极有影响的一份民营大报,也是一份政论色彩十分浓厚的报纸。1915—1927年的中国,军阀混战不断,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统治全国,言论、新闻的控制相对松懈,相对宽松的新闻环境使报纸可以据事直书、有闻必录。因而这个时期的长沙《大公报》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本文以1915—1927年的长沙《大公报》为文本,考察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湖南社会思潮;并探讨长沙《大公报》与湖南社会思潮之间的互动关系。长沙《大公报》以笔墨为武器,在湖南首先燃起反袁火焰,制造反袁舆论,推动共和思潮在湖南的发展。也正是在宣传共和思潮的过程中,长沙《大公报》以它的敢言打动民众,获得美誉,成为极受欢迎的一份大报。袁世凯死后,联省自治思潮兴起。湖南首先发起联省自治运动,实行自治,并且制定了当时中国第一部正式省宪法。长沙《大公报》满怀改造中国的期待,不遗余力地报道联省自治思潮,认为联省自治是中国走上民主宪政道路的重要途径。以龙兼公为代表的大公报人,还亲自参与湖南联省自治运动,为湖南实行联省自治奔走呐喊,为联省自治思潮的发展推波助澜。在湖南联省自治思潮的形成和发展中,长沙《大公报》及时抓住主流话语,开辟“湖南建设问题”栏目、“省宪讨论”栏目,吸引人们参与其中。以五四运动为开端,新文化运动在湖南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一方面,长沙《大公报》对新文化运动在湖南的发展起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负起了宣传新思潮的先觉责任,促进了民主与科学思潮在湖南的汹涌澎湃。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对长沙《大公报》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长沙《大公报》开始使用白话文,改良栏目,刷新精神,报刊文风为之一新。受世界民主潮流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女子解放思潮成为社会进步的一种主流声音。妇女解放从要求婚姻自决权开始,继而要求男女教育平等权、财产继承权、参政权等。长沙《大公报》以它敏锐的新闻嗅觉,发起婚姻问题和女子参政问题的讨论,成为宣传妇女解放的有力报刊。在长沙《大公报》等媒体的监督下,女子参政权被写进湖南省宪法,当时中国女界能享有参政权者惟有湖南,这是湖南女子的光荣,也是长沙《大公报》等新闻媒体的胜利。湖南是全国平民教育的策源地,也是平民教育的发达地区。湖南平民教育思潮以1926年为界,前后呈现不同特色。1926年之前,主持平教者一般不愿意多谈政治;1926年国民革命军进驻湖南后,湖南平民教育的政治色彩日益浓厚。长沙《大公报》在湖南平民教育运动高潮时期,每天都有平民教育消息汇誌,及时报道平民教育的实施情况,向民众宣传平民教育思想,推动着平民教育思潮在湖南蓬勃发展。长沙《大公报》的副刊《湖南平民教育周刊》成为湖南平民教育思潮的主要宣传阵地,湖南从事平教运动的人士通过它大力阐发自己的平民教育主张,既传播了平民教育思想,又扩大了长沙《大公报》自身在社会上的影响。本文所研究的共和思潮、联省自治思潮、民主与科学思潮、妇女解放思潮、平民教育思潮,既处在全国的大背景之下,又具有鲜明的湖南特色。各个思潮之间看似独立,实际上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归根结底,它们都是近代中国民主思想演进过程中掀起的一个个浪潮。长沙《大公报》与湖南社会思潮之间互动互应。一方面,长沙《大公报》通过创造舆论、代表舆论、改革舆论,影响和制约着湖南社会思潮的潮起潮落。另一方面,湖南社会思潮的潮起潮落又对长沙《大公报》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报纸的主流话语不断变化:栏目不断革新;文风不断改进;报人的新闻自由观念进一步深化,报纸逐步走上现代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