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首次出现和运用“排除合理怀疑”是江苏省的司法机关出台的相关规定,之后才进入我国的正式的法律条文中,成为我国刑诉法的一部分,后来随着该证明标准的在司法运作中的不断实践与探索,又陆续出台了相应的司法解释,使得其适用的效果进一步提升,对我国的刑事司法运作产生尤为深刻的影响。首先,拓宽了自由裁量的空间,使得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能够充分调动自身的积极性去查明真相与证据。其次,操作性更强,作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第三项要求,使证明标准的内容更加丰富、具体,使得诉讼程序也更加完善。再次,使得案件事实与证据的证明手段更加多元化。我国以往的刑事证明手段更加侧重于从客观层面进行论证,但是“排除合理怀疑”引入后,则是客观层面与主观层面统筹兼顾,采取主客观相统一的证明方式。然而,“排除合理怀疑”源于英美法系,我国将其引入之后,没有在制度层面对其内涵和适用情形做出具体、明确规定。导致其在司法运作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问题。笔者以“排除合理怀疑”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收集相关案例,通过归纳和总结司法实践的各裁判观点,发现该标准在司法运作中主要有以下问题:一是缺乏实质性。在司法实践中,具体承办案件的人员得出被告人能够或是不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的结论,部分办案人员往往并没有进行很多的主观层面的思考和逻辑论证,而只是简单地套用办案过程中已经约定俗成的套话,就直接得出能够或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结论;而另一部分办案人员,虽然也进行了 一定程度的主观层面的思考和逻辑论证,但是从整体的说理层面来看,仍然不够明晰,在论证的过程中对于哪些证据是合理的、哪些证据是不合理的;以及能够或不能排除“怀疑”的原因说理不够深入,对于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说理不够透彻,在适用的过程中也存在模棱两可的情形。二是缺乏严谨性。由于我国在引入该证明标准时对“合理怀疑”的具体内涵并没有给出明确、具体的界定,所以就容易导致司法运作过程中具体承办案件人员在理解层面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司法运作中对“合理怀疑”没有具体的描述,在论证的过程中对于哪些证据是合理的、哪些证据是不合理的;以及能够或不能排除“怀疑”的原因的说理都不够深入,对排除“合理怀疑”的过程言及更少,对定罪标准的解释缺乏说理性,因此裁判的结果也就相应的存在同案不同判的情况。三是具有同一性。我国的刑事案件的类型有很多,同时也划分了不同的诉讼阶段,但是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在规范层面却是相同的,也就是说所有的案件类型和所有的诉讼阶段,仅适用同一证明标准,表明我国的证明标准在一定程度上的粗放,不符合一般的司法认知。对此,本人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结合司法实践中的案例,深入的考察、总结“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适用,以及司法运作过程中出现的相关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其适用效果的建议,以期使得该标准在司法运作中的效果进一步发挥出来。其一是将“合理”、“怀疑”的含义具体化。以便办案人员理解和适用;其二是建立多层次的证明标准体系。在各类型的案件、各个诉讼程序中,采取区别化、层次化的证明标准,以此为基础,提高“排除合理怀疑”在司法运作中的适用能力;其三是增强审判独立。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审判人员在综合全案审理情况的基础上,充分调动主观能动性,做出合理的裁判。其四是继续推动庭审的实质化。举证、质证、认证的实质化,强化证人鉴定人出庭,激发法庭辩论的积极作用,进而充分发挥“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在实质化庭审中的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