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地处黄土高原东部，属中纬度大陆性气候，境内铁矿和煤炭储量较丰。清代山西地狭人稠，农业生产条件较差，产出不敷食用。农副产品加工业与工矿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发展，并且在一些行业呈现集聚现象，例如烟业、盐业、冶铁业等等。农业的产不敷用和工业的发展，是山西人外出经商的前提。而稠密的人口大量集中在同一区域内，产生较大的生存压力和就业压力，则是促成山西人懋迁省外，经商他乡的直接原因。 山西商人足迹遍布京师、直隶、山东、河南、蒙古、两湖、东北及西南、西北诸省，甚至蒙古草原和俄罗斯等国家。从事包括金融业、茶业、烟业、棉布业、铁货业、皮毛业、粮食业、杂货业、运输业和牙行在内的众多行业。大规模、长时段、广泛围的商业经营活动，为山西商人聚集了大量的财富，他们将这些资本运回本土，在山西本地形成大量资本的集聚。这些资本中的一部分被投资于流通领域和金融业。对流通领域的再投资，引起了商业的广泛兴盛与发展，在省内和省外的许多地区均形成了商业的产业集聚，例如茶业、货栈业、旅蒙商等。对金融业的投资，在为山西商人带来更为丰厚的利润之余，带来了金融业的产业集聚，这一点主要表现在票号业的集聚发展上。 产业集聚促进了山西城市的繁荣，境内四个经济小区中均有商业繁荣的城市出现，并且，在同一小区中的城市表现出相似的产业特点。具体而言，即晋中区平遥、太谷、祁县为金融业城市；晋南区解州、运城、绛州为盐业生产运输城市；晋东南区以长治、凤台、阳城为主的冶铁工业区；晋北区杀虎口、归化城、大同和丰镇为中蒙贸易城市；黄河沿线西包头、河曲、碛口、永济为航运业城市。具有相似特点的城市在空间上相对集中，从而产生城市集聚。 清代山西农村集市发展较为缓慢，无论从集市数量，还是开市场次上来说，都没有呈现“勃兴”。而庙会在规模、商品种类、参与人数上均超过前者。庙会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集市的作用。 产业集聚是城市集聚的基础，亦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而城市集聚具有扩散效应，反过来加速产业集聚，亦会影响周围地区的经济和人们的生活，从而带来一些民俗民风的变化。庙会发展快于集市就是城市集聚的扩散效应之一。 清代山西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集聚现象，不仅促进了山西本省经济的进步，使其成为富甲一方的省份，而且扩大了国内市场，促进了全国乃至更大范围社会分工的发展，而以服务业和流通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则在为山西商人积累财富的同时，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山西省内的生存和就业压力。